白天走出房子，把两把躺椅搬到外面的小平地上，能晒晒太阳看看书，抬头远远还能看到洱海的一角。

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村里的那些半野半家养的小猫小狗，白天很喜欢来光顾我们这里，吓得没见过世面的老猫培根只敢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待着。过了可能得有一个月，它们渐渐才失去了对这只城里来的，不知是猫还是猪的东西的兴趣，到村里别处找乐子去了。但偶尔还是能看到单独的猫在附近出现。

房东是个本村的大妈，年纪约莫四五十岁。大妈人很好，可能是因为长期独居，所以很健谈，她告诉我那栋房子是十多年前她丈夫还在世时找人帮忙一起自建的，本来没打算租给客人，是给他儿子准备的，将来结婚的新房。

儿子今年二十七岁了，在广东那边汽车修理厂里打工，那边谈了女朋友但是还没结婚。大妈跟我们说起儿子的时候表情语气分外的高兴，说儿子多么听话孝顺她，多么聪明又勤快肯干，是他们这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

“其他那些孩子，要么就是上个初中就不读了，最多读个中专。没有像他这么努力的，上完中专自己愿意出省，跑广东那么远的地方，去大城市里面去闯的。

他到大城市里面，自己照顾自己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去报班进修，读大学，继续提高那个汽车修理的技术。现在已经毕业了……工作做的蛮好。

所以我说年轻人有恒心，肯努力，没有闯不出来。”

大妈又问我们两个是做什么的。我说烟是学音乐的，别人上台表演她给别人伴奏，我是学计算机的，给别人组装电脑，跟您儿子差不多。

她大概是看我开的车好，钱的问题上又爽快，先入为主觉得我是挣很多钱的，就仍是夸赞我，说我大城市来的，肯定上的大学更好，更有能力，更勤奋努力。

我问大妈过年你儿子回来我们需不需要搬走，她说不用，他不一定回来，就是回来了之前一般也住家里，我就安心准备长期住下了。

大妈对我们完全不像房东对旅客，简直像对自己的子女那样好。经常叫我们去家里吃饭，走时看我喜欢喝茶，还拿茶叶给我，并让我把另一套茶壶茶杯也一并带走。至于冬天的毯子、暖壶等其他我采买不全的生活用品，她来看了都从家里拿了给我免费用。

我想除了热情好客和寂寞孤单之外，她待我们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觉得妹妹看起来身体不好，要我多注意些一定好好照顾着。

从十二月中旬到二月底过完年，我们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待了两个多月。除了大妈以外，村里的其他人我们几乎没有接触。给我的印象是，周围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很少，小孩有一些，像大妈这样的中年妇女也不少，更多的，是还要大十几岁几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过年那几天村子里出过一件事，具体前因后果我也不清楚，只是那会儿村里人多，周围邻居挺多人聚过去的。我不是村里人，也不爱看热闹，就等大妈看了回来以后问，是什么事情。她说是有老头受伤了。

我问需不需要我帮忙送医院去，她没有思考犹豫便摇头，似乎我提出的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选项。

她说这种在村里都是自己处理一下，在家休养的。

我感觉既然这么大动静，肯定不是小伤，就追问修养不好怎么办？

“那就等死咯。”

在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里，我曾试图复原离开广州前，我和妹妹那段短暂而又美好的生活。可无论是再听我讲哲学，还是我自以为有趣的历史小故事，她都很难哪怕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这让我不得不放弃了。

我们偶尔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多是些没头没尾的话，谈论了什么描述了什么，大都晦暗不明。

也许是为了激起妹妹对生活的向往，我曾问她说，等恢复健康，从这里出去之后想做什么？

“出去之后？”

“嗯，还想回学校吗？”

她摇摇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上的木吉他。

“那好好练琴去加入支乐队吧。”

“嗯。”她抬起头看着我笑了笑。

“你呢？回去上班吗？”

“大概只能回去吧。”

“为什么？既然你说干得不开心，干嘛还要继续呢？”

我不知怎么回答，或许我那会儿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

我看着脚边石头旁大个的山蚂蚁围着已经重新风干了的茶叶渣乱晃，听着风吹动树叶发出莎莎的轻响。

“可能不知道不上班能干什么吧。”我立刻意识到说这样的话不太好。

“等我以后赚钱赚够了，书读得也更多了，就不上班了，去写小说吧。”

“写小说吗？”

“嗯。”

“写小说……嗯，这对你倒是，挺好挺适合的也许。”

“是吗？可我从小作文就不太好，毕业以后也从未写过任何故事性的东西呀。”

“都是，从没写过开始的嘛。”

“嗯，那也是。”

“那以后我就在屋子里写小说，你就在旁边练吉他，可以吧？”

妹妹再次笑了，这次显得自然不少。

妹妹的吉他弹得一团糟，按错和弦或者弹错琴弦是常有的事，更糟心的是，她常常无法按紧琴弦，或者按琴弦的时候碰到旁边正在响的弦，于是它们会不停发出各种恼人的，锯木头般的杂音。

尽管如此，白天精神好的时候她还总在面无表情地弹奏吉他，但是从不唱歌。

夜里我听到过一次她从外面回来，立刻闭上眼，一动不动睡去。

之后每天固定时候，我会去看看大妈，或者到村子后面的小山坡上走一圈，抽根烟，再给房间的陶瓶里，摘些冬天里仍然绽放的野花来。

有天也许是多抽了一根，衣服上留了味道被妹妹闻出来了，我便主动道歉说对不起。

妹妹背对我叠着衣服，愤愤地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别跟我说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乐意像爸爸那样，早点死掉，你就继续抽吧。”

回忆那两个月，我无法挖掘出多少具体的事情来。我大多时间，如这个季节的许多村民一样只是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我知道他们在等待下个春天，可我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

我有种模糊的感觉是，在那里那种情形下度过的时间和生命中其他的时间有些不一样，很难说它是被拉长了或者缩短了。因为具体到每时每刻的感受而言，白天的一个下午，似乎有过去的一整天那般长，它需要用支离破碎的谈话，随弹随止的曲调，清甜又苦涩的茶水，以及剩余的，两个人各自无言的沉思和回忆去填满。而当我作为一个整体去回想这段日子，它仿佛短暂到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仿佛只是我的一次漫长而清醒的春梦。它和梦一样莫名其妙地开始，又同梦一样莫名其妙地结束。

2019年2月23日清晨

半夜醒来两次，天蒙蒙亮后出门已经在周围树林乱窜了三个小时的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尸体是当天日出前，被在洱海上清理水草的清洁工发现的。

她的裤子口袋里，用透明防水袋装着自己的手机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请打电话189******51，告诉他留给他的东西放在床下的鞋盒里，并且记得完成给我的承诺。

我以为自己能冷静地面对那个画面。

毕竟从接电话，到抵达大理派出所，路上有接近四十分钟时间，足足两千四百秒让我去缓冲，让我去接受这一现实：

延烟，我美好的延烟已经消失了。

我所去见的，不过是一副□□，一副空荡荡的躯壳，真正的延烟已经不在里面了，她再也不用鼓起勇气战斗，再也不用承受这一切了。

起初我的确做到了，我平静地看着她，她头发湿漉漉乱糟糟的，皮肤有些浮肿起褶皱，上面挂满了水珠。这与她平时打理得整洁、精致的样子相去甚远，却让我莫名地感觉到纯洁，仿佛初生的婴儿一般。

确认是死者亲属后，民警又在那里问了我许多问题，大概有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都是干什么的，家住哪里，为什么来云南等等。

“你打不打针？”那人继续记录着没抬头，最后如此问道。

我起初以为自己听错了，只是望着他，他便又改口问：

“你吸不吸毒啊？”

鼻子一出气，不知怎么的，我竟笑了。

可胸膛里气毕竟只有一口，吐出来，鼻子便只能往回吸。

这房间的空气中弥漫着的什么进了去，便觉一股酸味从喉咙涌上鼻尖，连带拽着我的嘴角往下掉，接着便止不住了。

结清了后续的费用，我拿着袋子跟在两个负责的民警身后往外走。

长长的走廊上，风穿过窗户，吹起眼前不存在的白色幔帐。

外面远方传来的鞭炮声和前方皮鞋踏出的鼓点交织回荡着，似是对亡人最后的祝福。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一直等着有人转身问我：

“嘿，她要你完成的承诺是什么啊？”

可终究还是没有人问起。

我知道当我从这里走出去，初春的阳光会洒在我的肩上。

当我抬头时，会看见太阳已经越过海对岸的山峦升到天上，照亮整个大地。

我会看见不知来自何方的烟火向上飞腾，一声轻响后，在天空中五彩斑斓的闪耀。

我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