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抗战时期的“难民火车”，我不知道坐过那火车的人能不能忘记那种经验。

我们离开那小乡镇后，翻过了一座荒山，就第一次看到了去桂林的难民火车！初听汽笛的狂鸣，初次看到那么多的人，车厢里，车厢顶上，车厢下面……人叠着人，人挤着人……我们兴奋得大叫。有火车，我们不必再走路了！有火车，我们就安全了！有火车，可以把我们带往四川！于是，我们爬上了车顶，挤进了人潮里。

在我记忆中，那难民火车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浴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象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地道地道的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持着你倒不下去。于是，孩子们的大小便常就地解决，车厢里的汗味、尿味、各种腐败食物的臭味都可以使人生病。何况，那车厢里还有一部分呻吟不止的伤兵和病患。“下”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在车厢底下，车轮与车轮的上面，有两条长长的铁条，难民们在铁条上架上了木板，平躺在木板上面，鼻子顶着的就是车厢的底，身侧轰隆轰隆旋转的就是车轮。稍一不慎，滚到铁轨上去，就会被辗为肉泥。

这，就是难民火车。

我和父母还算幸运，我们在“上”位上找到了一块位置。我想，三种位子里还是上位最好。但是，当时选择车顶的人比选择车厢的人仍然少得多。因为车顶上极不安全，一根凸出的树枝可以把你扫下车子，电线可以挂住你，打个瞌睡，也可能滑下车子。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坐好了就不能移动。

我们有了“上位”，本以为是一段“徒步跋涉”的终止，谁知道，搭上了车，我们才发现高兴得太早。姑不论坐在那种车顶上有多少限制和恐惧，那车子是烧煤的，阵阵煤烟，随风而至，车子开了没多久，我们也都成了黑人，而且被煤烟呛得咳个不停。再加上，时时刻刻，可以听到一阵惨呼或哭叫，使我们明白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内”的“意外”。在一个大的战乱里，生命是那么渺小而不值钱。

过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个新发现，这难民火车并不是挨站停车，而是“随时”停车，高兴走的时候走，高兴停的时候停，停多久也不一定。因为燃料的不继，常常一停就停上好几小时，又因为火力的不足，常常会把整节车厢抛下来不顾了。我们就这样坐在车顶上，走一阵，停一阵，再走一阵，再停一阵……白天，黑夜，黎明，黄昏……一日又一日。

我们坐在那儿想弟弟、想未来、想那早就该到达而始终未曾到达的桂林城。母亲常常啜泣，我用手紧紧地环抱住母亲，父亲再用手紧紧地环抱住我们。父母和我都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分散。因而，在那几日搭难民火车的时间里，我们要下车就三个人一起下，要上车也三个人一起上，生怕车子忽然开走，又把我们给分散了。

这难民火车越走越慢，越停越久，我们相信，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早已到了桂林。这火车的速度比步行还慢，可是，母亲的脚创未愈，我的脚上更是伤痕累累，坐车总比走路好，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搭着那辆火车。

这样，我们居然又遭遇了一件奇迹！

这天早晨，车子又停了。和往常一样，停下来似乎就没有再走的意思。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坚持下车走一走，因为我又两腿发麻了。父母带着我下了车，怕那火车说走就走，我们沿着车厢，在铁轨边走来走去，活动着筋骨。就在此时，忽然有个声音在大叫着：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循声看去，在一个车厢顶上，有位军人正对着父亲又挥手又挥帽子，大呼大叫。我们跑过去，那是个负着轻伤的伤兵！看来似曾相识，那军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急促地嚷着：

“陈先生！我是曾连长的部下！你快去找我们的连长，你家的两个娃仔，被我们连长找到了！”

不相信我们的耳朵，不相信我们的听觉。父母一时之间，竟呆若木鸡。然后，是一阵发疯般的狂喜及雀跃，父母忘形地大跳大叫，夹杂着父亲紧张、兴奋、语无伦次的询问声：

“真的，你亲眼看到吗？他们好吗？但是……但是……你的连长在什么地方？”

“连长在桂林！他今天才去的桂林！你们去桂林找他！孩子们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好好的！我亲眼看到的！”那军人和我们一样兴奋，“快去桂林！快去！”

桂林！啊！桂林！父母相对注视了一秒钟，看了看那毫无动静的难民火车。同时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举起手来，他们对那军人感激涕零地嚷着：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父母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我们放开脚步，就沿着铁路，向桂林城的方向狂奔而去。

第十六章弟弟找到了

桂林！桂林！桂林！

我想，父母和我，都从未这样发疯般地狂奔过，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无法呼吸时才停止，休息一两分钟，又再度狂跑，这样，我们一直跑了好几小时。那难民火车，始终没有开上来。

从早上跑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桂林城！

抵达了桂林城，天知道我们有多焦急，多兴奋，多迫切！一进城门，我们就呆住了！

仿佛又回到了当日的东安城，满桂林都是各路驻军，街边上、民房中，全是军人，老百姓几乎找不到，只见到满城满街的驻军。桂林比东安大，这么大一个城中，在成千成万的驻军里，哪儿去找曾连长？父亲顾不得避嫌疑，看到任何军官就问：

“请问您知道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曾彪驻扎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父亲越问越急，这消息显然有些靠不住，曾连长确实在桂林城吗？父亲焦灼得满街乱闯：“你知道曾连长吗？”

“你认识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吗？”

一个军官拦住了父亲。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听军队？”他狐疑地问，“你的身份是什么？”父亲惶急地解释着，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大吼忽然传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一抬头，迎面大踏步冲来的，正是曾连长！父亲忘形地狂叫了一声：

“曾连长！”

冲过去，他们紧拥在一起，父亲顿时泪如雨下。曾连长急急地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我正准备今天下午，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我的老家里去，交给我的老婆抚养，如果你们晚来一天，你们就见不到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吗？”母亲哭泣着问，“你怎么会找到他们的？他们没受伤吗？”

“两个小家伙又壮又结实！”曾连长笑着，“怎么找到的？说来话长！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挑夫落在后面，谁知道他们早已出了东安城，走到前面去了。那两个挑夫准是发现落了单，就不安好心，商量着开了小差了。把两个孩子遗弃在一条小路上！事有凑巧，我出了东安城，就选了这条小路，王排长听到有孩子哭，找了过去，两个孩子正爬在一口荒井上哭呢！说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

母亲想笑，却一直哭，父亲也泪盈满眶。曾连长带着我们往他驻扎的院落里走去，一面说：

“我曾经派人奔回东安城去找你们，却没有找到，我想，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后，我要在四川、湖南，各大报登启事找你们，把孩子还给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两个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了！”

没有言语可以说出我们对曾连长的感激。我那时虽如此稚龄，却也能体会到父母那刻骨铭心的感谢和激动。

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我们又见到了我那失踪多日的两个弟弟！

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小弟弟一看到母亲，就“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扑奔过来，用手紧紧箍住母亲的脖子，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麒麟手中有一把玩具小手枪，大约是王排长找来给他的。看到了我们，他瘪了瘪嘴，红着眼睛，举着枪，对我们瞄准，说：

“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着，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着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地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地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

第十七章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停留的地方。

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地拜倒在曾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语气对我们说：

“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地团聚！喝他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着他骑马翻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着车窗，含泪望着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

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

别矣，曾连长！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着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着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

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着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强？

第十八章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走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

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

“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地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着，哭着，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

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人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地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找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

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地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地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

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地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渡过了。症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

于是，我们跟着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着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

第十九章融河二十日

我们坐的小船，正像国画中老渔翁垂钓江边的那种小船，细细长长的，中间有一个半圆的篷，是用竹片编成的，篷的两头是船头和船尾，篷下便是“船舱”。在图画中，这种船是很诗情画意的，但你必须乘坐这种小船，挨过二十天的激流逆行，就简直苦不堪言了。

广西大学一共租下了二十多条这种小船，编成了一个船队。每两户人家共坐一条船。我们当然也与另外一家人共同分配一条船。船舱的中间挂起了一条布幔，作为藩篱。这一半的船舱有多大呢？在我的记忆中，比一张方桌大不了多少。白天，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围坐在一起，中间用一床棉被盖住腿，说说笑笑，倒也容易挨过。到了晚上，面积怎么也不够五个人平卧下来，必须有两个人轮流睡到船头的“甲板”上去一至少有两个人的头或脚，必须暴露在船篷以外一天晴，倒也罢了，到了下雨刮风的天气，可真惨不忍睹。风浪太急的时候，江水也会沾得衣襟尽湿，露水也会浸得你彻骨冰冷。

记忆中，我常常轮到睡在“甲板”上！（也许父母认为我比弟弟们年长一点，比他们更能忍受一点风寒。）记忆中，我常常被冰凉的雨水、河水、露水冷醒！记忆中，我还是倦极而入眠。

那么长时期的“煎熬”，居然没有生病，也可说是奇迹了！

船舱的面积，已不够我们容身，坎事只能发展到船头上去。伙食当然是愈简单愈好，早餐稀饭，用点红糖拌一下就打发过去了，午晚餐，用白饭拌点猪油和盐，就可以充饥了。我们经常就这样没有佐菜下饭的。可能隔一天才有一道“美味”打牙祭——几颗辣椒炒豆豉。那一小瓶辣椒豆豉，实在太珍贵了，全家食用时，定量分配，每人只能分几颗，我记得享受那几颗辣椒豆豉，比山珍海味还可口，必须在口中嚼上老半天，才舍得吞下肚去！

有一天，船队停泊下来的时候，有些船民，煮了新鲜的玉米来兜售。我们实在抵制不了这么大的诱惑，孩子们吵翻了天，要求父母买玉米。事实上，我们穷得不应该有这样奢侈的享受，但是父母还是狠下心买了一根玉米，像分珍珠一样地大家分食。如果辣豆豉是山珍海味的话，那一根玉米，不啻是龙肝凤肉了！

我们这条船，是由父子二人来操纵的，那父亲才三十来岁，儿子只有十岁左右，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实际上，只能算一个半人。这样满满的一船人，这样漫长的路程，由这样一个半人来操纵，前途如何真不可想象。

开船以后，比我们想象更坏。

融河，也称融江，两岸都是千仞峭壁，江水湍急，处处有暗礁，时时有漩涡，真是危机四伏。这种船当然不用动力，也没有风帆，全靠父子二人合力用竹篙、用木茱，与江水奋斗，所以船速缓慢，并且只能在白天行舟，人晚就停泊在岸边。为了怕江水把船冲散，停泊时二十多条船都用绳子串联在一起。如果停泊的地方无法上岸，大家只能枯守一夜，如果停在一个大站，有码头可以上岸，这可是一大乐事，就可以去补充一点必须补充的用品，也可以上岸伸展一下手脚。当然，孩子们只许在岸边玩玩，不许走远。我记得我最喜欢在岸边捡各种颜色的鹅卵石。有一天，我捡到一些白得晶莹可爱的石块，人家告诉我是打火石，可把我乐极了。我常常蹲在船头用打火石碰击着玩，看点点火星飞耀，觉得美极了、快乐极了，也帮助我度过不少这些难挨的日子。

有一天，我又蹲在船头玩打火石，船一个颠簸，便把我颠到江水中去了，江水湍急，眼看就要小命归天，幸好船夫眼快手快，他的泳术是何等高明，一下子就把我救起来了。虽然命是捡回来了，但我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打火石，难过极了。当时，我觉得这些打火石比生命更可贵！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玩具，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的小锦旗和我的打火石！

后来，我又掉进水中好几次，几乎每个人都有掉进水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船舷解决一些“大事”、“小事”，掉进江水的机会是很多的。好在船夫十分机警，每一次都被他救起来，后来，大家就“有恃无恐”了！

但不幸的事件，终于又发生了，我们生命的保障——那位年轻力壮的船夫突然病倒了，是潜伏的疟疾症发作。英雄只怕病来磨，何况一打起摆子，任凭你钢筋铁骨，也禁不起折磨。

虽然，他咬了牙“主持大局”，不过划船、撑篙的重任，也就落在他儿子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两家人的性命，操纵在一个孩子手中了！

船速愈来愈慢，终于脱离了船队，无助地在激流中漂流。

船夫和他的儿子一加上船上其他成人们手忙脚乱地帮忙，勉强把船靠到了岸边，船夫上岸买药。那时候，这条船的主宰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十来岁大的孩子身上。

水流太急，绷断了绳缆，船便向下流漂去。孩子用尽了浑身解数，设法把船稳住，他虽然“身怀绝技”，毕竟力气不够，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用双手抓住岸边的杂草，全船的人也都纷纷抓住可抓的东西——一块大石，或一根树根。

总算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救星出现了，船夫买了药回来了，靠着他的经验和技巧，把船稳住。

第二天，我们终于又赶上了船队，大家都不相信我们会归队。已经有两条船离失，而从此失去了踪影。

经过了这次“大难”以后，我们更能忍受生活方面的痛苦。对这条小船，也增进了不少信心，不再羡慕那些坐“大船”的人们了。

对了，这些小船是我们这种贫穷的难民坐的，富有的人家，可以包大船，船舱宽大舒敞。船是几十个纤夫在岸上拉纤，再由两排船夫在船上撑篙，配合着前进。

我记得那些纤夫弓着身子，拼命地向前一步步迈进，绳子都好像快要嵌进肉里去了。他们那些深沉的呼叫声，单调的、重复的、凄怆的、有韵律的哎唷、哎唷的呼叫。这不是歌，这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呐喊。拉纤的在岸上每喊一声，船上的船夫们就应一声。

我中学时学会了一支歌《拉纤行》：

前进复前进，

大家纤在手。

顾视掌舵人，

坚强意不苟。

骇浪惊涛中，

前进且从容。

无涯终可至，

南北或西东。

曲子是洪亮动听的，歌词是快快乐乐的，中间所谓的“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与我小时候目睹的景象完全不同，那前进绝不“从容”，而是“沉重”。我觉得我们宁可多吃一点苦坐上这条小船，而不愿坐那些把舒适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大船。

终于，我们愈来愈耐得住苦楚了。

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榕江。

但是，榕江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地，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重庆。从榕江到重庆，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旅程。

到了榕江，广西大学本身发生了财务困难，既无法发放薪水，也无法继续整队向内地疏散，于是大家纷纷各奔前程，无形中解散了。父亲又失业了，而我们的生活，仍然要继续下去，行程，也要继续下去。

第二十章糍粑与红薯

贵州当地人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糍粑，用糯米磨粉做糕，油煎而成。

另一种比糍粑更廉价而足可果腹的食物是红薯，那时候天气太冷，两手拿着蒸得软软热热的红薯，边走边吃也真是乱世中的一大享受呢！

我父母一商议，卖这两种“价廉物美”的食物，可能是最好的生计；再一商议，决定双管齐下——我父亲去卖红薯，我母亲去卖糍粑。全家分成两组，我是归人父亲的一组。因此，母亲卖糍粑的经过，我没法亲眼目睹，父亲卖红薯的故事，却使我记忆犹新。

当时的榕江，挤满了难民，大家又都各谋生计，父亲卖红薯，有更多的人也在卖红薯，大家卖红薯，又叫又吼的，生意兴隆。我这位爸爸大人啊，平常在讲台上是滔滔不绝的，在市场上，却真呆若木鸡，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招揽顾客。他悠闲得很，潇洒得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静待顾客上门。顾客偏偏不上门，一个问津的人都没有，他既不急又不恼，只是静静地等下去。

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等到别的红薯摊把红薯卖得差不多后，总算有一条鱼儿自动上钩来了。我们好高兴地招呼这位“贵人”——他要买半斤红薯。

我这位“好好先生”似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到锅里去捞红薯，锅中的红薯一直用火炖着，所以烫得很。他可不知道如何把如此滚烫的红薯捞出来，好不容易一面捞而一面掉地捞出了一些红薯，包了起来用秤来称，糟了，他不会认秤，不知道怎样才算半斤。称来称去称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多重，他满头大汗地对我说凤凰，怎样才算半斤？“天啊，我那时候才六岁，怎会认秤，后来还是旁边的摊贩实在看得忍不住，帮他称好了半斤红薯。当他把红薯从秤上拿下来的时候，却把那些红薯全部掉到地上去了。”

那位顾客已经忍无可忍，我父亲心一横，干脆把秤往地上一扔，把锅盖一开，对那位顾客说：“你自己拿吧，你爱拿多少就拿多少！”

这是唯一的一趣÷阁交易。我妈妈卖糍粑的经过如何，不得而知，却只记得以后几天，我们的一天三餐不是红薯，便是糍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