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二）·

第十一章大风埸

后来，我们开始翻越“大风坳”！

大风坳是一个山的名字，这名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极深刻、极惨痛的印象。

那时候，我们已在湖南边境，正朝向广西进军，虽然有好几条大路可去，但路途遥远，并且日军又节节进逼，情况十分危急。曾连长细细研究地图后，翻越大风坳是到广西的一条捷径。

军队中有向导，但他们也没有翻越这座山的经验，当地人用“上七下八横十里”来描写这座山，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人真正知道，只知道这是一座奇怪的山，荒芜之至的山，毒蛇猛兽密集的山，总之是一座没有人能翻越的山！

但曾连长所决定的，绝不改变！

他把马队集中起来，他领先率马队在前面开路，步兵和辎重跟在后面。我母亲本来也有一匹马骑的，那时候，也得把马让出来，给精于骑术的兵士前去开路。

我还是骑在曾连长的马上，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我颇有些骄傲和兴奋，因为不必像弟弟们那样盘膝坐在箩筐里，可以坐得正正的，任两腿伸得直直的，并且还是开路的先锋呢！

但一上山，我的骄傲与兴奋一下子全给扑灭了！山上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曾连长和其他骑士穿了长裤和高高的马靴，我穿的是短裙，裸露的两腿被锋利的草缘割出无数伤口，曾连长全心带路，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件小事，我虽然疼痛不堪，却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咬着牙，哼也不哼，我觉得，骑在马背上的人是不能流泪的。

我们从清晨出发，虽然据说上山只有七里路，但走了好几小时，还没到达山顶。烈日当空，人人汗流浃背，军人们的制服都被汗水湿透。山上遍布荆棘石砾，没有水源。大家随身携带的水壶都已喝光了。山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陡峻，烈日越来越炙热……有位士兵晕倒了，引起一阵骚动，曾连长这才下令停下来休息一下。

他把我抱下马来，吃惊地发现我两腿上的伤痕，他大惑不解地瞪着我说：

“被刺成这样子，怎么话都不说一声？”

他永远不会了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他像个神。我怎能在一个“神”的身边，还呻吟叫痛？

他叫医官为我敷药，又解下他的水壶给我喝水。他的水壶还是满满的，一路上，所有的士兵都把自己的水壶喝干了，只有曾连长，始终没动过他那个水壶。我喝了两口水，知道此时水比什么都珍贵，不敢多喝，就把水壶还给了他。他还是没喝，把水壶递给了我父母和两个弟弟，他们也只喝了一两口。曾连长再把水壶递给那晕倒的士兵，等水壶终于传回来的时候，里面的水已涓滴不剩！

曾连长，这奇怪的军官，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所崇拜的男子汉，都是曾连长这种人物。若干若干年后，我写《六个梦》，其中有一篇《流亡曲》，就以曾连长为范本来写的。话说回头，那艰苦的行程，又开始了。

山更陡，无路的荒山上横亘着无数大石块，大家连走带爬，马的进度往往比人还慢。士兵们不叫苦，但都已委顿不堪。曾连长已经下了马，牵着马走，马上坐着我，还有一些行囊。此时，有个身背辎重的工兵，眼看着步伐蹒跚，又快倒下去了，曾连长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去卸下那工兵的辎重，回头看看已不胜负荷的马背，他就把那份辎重，全背到自己背上去了。

下午，终于，我们到达了山顶。

我们站在山峰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望着山的下面，大家都怔住了。接着，所有的军人，全都欢呼起来了！

原来，山下已是广西省境。“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只有见过广西“山水”的人才能了解。这大风坳一山之隔，竟是两个世界。

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布满了一座座的石峰。那些石峰形状怪异，嵯蛾耸立，有的陡峭尖利，有的圆秃光润，一座又一座，全散布在平坦的、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真怪极了，也真美极了。但，让军人们欢呼的，并不是这“甲天下”的风景，而是水！好久看不到的水！大家渴求已久的水！原来，在那些石峰之间，一条蜿蜒的河流，正盘旋着一直流经山脚下，水声淙淙，都清晰可闻！

这一下，大家都疯了！

忘了军纪，忘了疲惫，大家狂喊着，蜂拥地往那山下冲去。曾连长第一次没有约束他的队伍，他一任士兵们连滚带爬地冲下山，冲向河流。

不知道是怎样的，我也冲进河水中了，我和父母、麒麟、小弟，我们一家人全在河里。我们泼着水、溅着水，又叫又嚷。流亡以来，这是第一次，全家都笑得好开心。河水又清又凉又舒服，我们人人都浸得透湿透湿。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水边扎营。

那夜有星有月，那夜有山有水，那夜的一切都很美，但是，那夜以后呢？

第十二章弟弟失踪了

第二天，又开始行军。曾连长的部队不是作战部队，而是辎重部队，沉重的装备，不足的人力，在人疲马乏的情形下，行走那些崎岖的小路，仍是十分艰苦。那天的目的地是广西边境的一个大城东安，但走到东安前的一个小镇，那小镇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白牙”。到了白牙，大家实在疲乏得寸步难行，更何况黑夜早已来临，大家已摸黑走了很久。于是，曾连长下令在白牙的镇外扎营。

曾连长尽量不在城镇中扎营，尽量不使老百姓受到任何骚扰，也避免士兵在城镇中受到物质的引诱而犯纪。记得有一晚我们驻扎在一个小镇，半夜里突然被两声枪声惊醒，一时还以为日军追杀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曾连长处决了手下的一个士兵，因为那士兵窃取了农家的一根甘蔗，被曾连长发觉，当场枪决。我父亲为此事深表不满，向曾连长抗议，说一条人命怎可低于一根甘蔗呢？这种处分不太重了吗？曾连长大不以为然，他说行军而不守纪律的话，所到之处，必然像蝗虫过境，为老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日本人蹂躏人民，还不够吗？还容得了我们自己的军队去骚扰？一根甘蔗事小，但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不容许违反的规定！曾连长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

话说回头，我们那晚在白牙扎了营，不久后伙夫们已煮好了又烫又香的稀饭，来叫我们吃。接下来，那晚的一切，都清晰得如同昨日。母亲为我装了稀饭，就去招呼弟弟们也来吃稀饭，发现他们不在身边，就高声喊叫他们的名字，竟然没有人答应！

“麒麟！小弟！麒麟！小弟！”母亲的叫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惊惶。“麒麟！小弟！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挑夫！挑夫！两个挑夫呢？孩子呢？孩子呢……”

父亲加入了呼唤，声音更急更凄厉：

“小弟！麒麟！你们在哪里？”

没有回答。

箩筐不见了，挑夫不见了，我的两个弟弟也不见了！

整个队伍都惊动了，曾连长也赶了过来。因为行军的队伍很长，两个挑夫前前后后混杂在队伍里，不一定随时在我父母视线以内，我父母已对他们很信任，又觉得有军队在保护，不怕他们开小差。可是，现在，连挑夫、行李、箩筐，带弟弟们，一起不见了！

我父母几乎要发狂了。他们抓着每一个士兵问：

“有没有看到挑夫？有没有看到孩子？”

曾连长立刻派了两个人，全队搜査，并分别到前后各路去找寻，回报都说，开拔后就没人见过他们。

弟弟们丢了！弟弟们失踪了！我父母急得快疯了。

“别急！”曾连长镇定地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安，临时决定在白牙停留下来，一定是挑夫走得快，先到了东安，说不定，他们正在东安找我们呢！不要慌，明天我们早一点到东安，保证一找就找到！”曾连长自有一股镇定人心的力量，我父母听了，大概也觉得言之有理。虽然惶急得坐立不安，粒米难下，也只得眼巴巴地等天亮。

那一夜实在太漫长了！父母和我，都整夜没有阖眼，母亲急哭了，一直自怨自艾没有看好两个弟弟，父亲不住地安慰母亲，自己的眼眶也红着。我咬着牙默祷，天快一点亮吧！弟弟们一定在东安城里，一定在东安！

终于挨到天亮，终于大队开拔，终于到了东安城！

一进东安城，父母和曾连长，就都怔住了。

原来，东安是个很大的城，居民很多。但是，东安在政策上，准备弃守，所以，城里的老百姓，早已在政府的安排下，完全撤走了。我们现在走进去的东安城，已没有一个居民，所有的民房都敞着大门，城里驻扎的全是国军。各师各营各连的国军都有，这根本是一个大军营！

城里哪儿有两个挑夫？哪儿有两个弟弟？

曾连长叫来几个士兵，走遍全东安城找！

找不到！根本没有人看到过两个挑夫挑着两个孩子！

父母亲伤痛欲绝，连一向镇静的曾连长，也开始不安起来。他又说，可能他们还在白牙。我们从大风坳山下到白牙走的是小路，路较近，如果挑夫走了大路，或在中途休息，那么可能比我们较晚才到白牙。也可能从白牙到东安走了一条与我们不同的路，尚在路上。于是，他一面安慰我们，一面分派两批快骑，分两路向白牙赶去！

第一批快骑回报：没有踪迹。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批快骑身上，等待中时间变得特别缓慢，焦虑也越来越重，然后，第二批的王排长快马跑回来了，他大声叫着说：“我们找不到陈家的娃仔，却与一批日军遭遇上了，他们向我们放枪，我们也向他们放枪！我想找娃仔事小，回来报告日军的动向更重要！”

据说，政府为了保持抗战的实力，不愿意作无谓的消耗战，军队都奉命退守到各地。东安既不是迎战的战场，又知道日军加速进逼，于是，顿时间，东安城乱成一团。各路军队都纷纷提前向各自目的地开拔。曾连长率领的是辎重部队，更不能不与其他部队一起撤离！

眼看别的部队都已撤离，曾连长不能再犹豫，一面大声下令自己的部队撤退，一面飞快地把我抱上马，对我父亲大叫着说：

“陈先生，年纪轻轻的，还怕没儿子吗？生命要紧，快走吧！”说着便拍马疾驰。也许在他想来，只要把我带走，我父母也就会跟上来了！

这些日子来，我一直跟着曾连长骑马，也因为跟着曾连长骑马，我才没有和弟弟们一起失踪。曾连长马背上的位子，我都坐熟了。可是，这次，我惊惶回顾。只看到我那可怜的爸爸妈妈，呆呆地站在路边，像两根木桩，动也不动。我心中大急大疼，那位子就再也坐不稳了。我嘴里狂叫了一声：

“妈妈呀！”

一面，就挣扎着跳下马去，曾连长试图拉住我，我早已连滚带跌地摔下马背，耳边只听到连长那匹骏马一声长嘶，再回头，那马载着曾连长，已如箭离弦般，绝尘而去。我没被马踩死，真是古怪！

我从地上爬起来，跌跌冲冲地爬到母亲身边。

母亲用双手紧拥住我，父亲愣愣地站在旁边。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呆呆地、失魂地，眼看着军队一队队飞驰而去。

一切好快，曾连长不见了，所有的驻军都不见了，只有滚滚尘埃，随风飞扬。

偌大的东安城，在瞬间已成空城。城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变得像死一样寂静。

风吹过，街上的纸片、树叶、灰尘……在风中翻滚。家家户户，房门大开，箱笼衣物，散落满地。

我们伫立在街边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里想的，只是那两个现在不知流落何方的弟弟！

第十三章投河

我不知道我们在东安城里站了多久。只知道，最后，我父母终于开始走动了。他们牵着我的手，一边一个，很机械化地、很下意识地、很安静地向城外走去，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从马背上摔下时，把鞋子也滑掉了。跟着父母走出东安城，在那种摄人心魄的肃穆气氛下，我想也没想到我的鞋子。出了东安城，地上满是煤渣和碎石子，我赤足走在煤渣和碎石子上，脚底彻骨地刺痛，但我咬紧牙关，不说也不哼。父母的沉默使我全心酸楚。虽然我那么小，我已深深体会出当时那份凄凉，那份悲痛，和那份绝望！

城外有条河，叫做东安河，离城要经过东安河上的那座桥——东安桥。

我们机械化地走上桥，母亲走到桥的中央，便停下步子，站在桥栏杆边，痴痴地凝视着桥下的潺潺水流！

我还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父亲已闪电般扑过来，一把抱住我母亲，他们虽然没说一句话，但彼此心中已有默契，父亲知道母亲要做的事。

“不行！”父亲流着泪说，“不行！”

“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母亲凄然问，“两个儿子都丢了！全部行李衣服也丢了！凤凰连双鞋子都没有。曾连长走了，日本军人马上就要打来……我们还有路走吗？孩子失去，我的心也死了！而且，日本人追来了我们也是死路一条，与其没有尊严地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如有尊严地死在自己手里！”

父亲仰天长叹：

“好吧！要死，三个人就死在一起吧！”

母亲俯下身来，对我说：“凤凰，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死？”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根本还不了解“死”的真正意义，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死”，我焉有不死的道理。我只觉得心里酸酸涩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麒麟、想小弟，我知道他们丢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我回答说：“好！”

说完，我哭了。

母亲也哭了。

父亲也哭了。

我们一面哭着，一面走下桥来，走到岸边的草丛里，我亲眼看到父母相对凝视，再凄然地拥吻在一起，然后从岸边的斜坡上向河中滚去，滚进了河水。

河水并不很深，我看到父亲把母亲的头按在水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母亲不再动弹，父亲也不再动弹，河水不能使他们沉没，但已使他们窒息。

我开始着急，我不知道父母是否已死，我既然答应说也愿意死，当然也得一死，我不知道怎样才会死。既然父母说要死便滚进河水，谅必要死就得下水。

因此，我一步一步地向河水中走去，慢慢地挨向父母。水流很急，我的身子摇摇晃晃只是要跌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维持身子的平衡。河水逐渐浸没了我的小腿，浸没了我的膝盖，当河水没过我的腰时，我再也无法站稳，就坐了下去。这一坐下去，河水就一直淹到我的颈项了。这样一来，恐惧、惊吓和悲痛全对我卷来，我本能地就放声大哭，边哭边喊：

“妈妈呀！爸爸呀！妈妈呀！爸爸呀！……”

我泪眼迷糊地看到，母亲的身子居然动了，接着，我感到母亲的手，在水底摸到了我的脚。

原来，母亲并没有死，她只是被水淹得昏昏沉沉，这时，被我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竟然喊醒了。她母性的本能还想保护我，伸手在水底摸索，正好握住我的脚。顿时间，她醒了，真的醒了。

我看到母亲挣扎着从水里坐起来，又去拉扯父亲，父亲也没死，从水中湿淋淋地坐起来，怔怔地看着母亲。母亲流泪说：

“不能死！我们死了，凤凰怎么办？”

一句话说得我更大哭不止。于是，三人拥抱着，哭成一团。

哭完了，父亲和母亲决定不死了。

我们三个，又从水里爬上岸。

那天，有很好的太阳，我们三个人，从头发到衣服都滴着水，除了身上的湿衣服以外，三人都两手空空，别无长物。离开家乡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一贫如洗”。我们还真是入水“洗”过了。顶着满头的阳光，我们大踏步地往前走去。因为我没鞋子，父亲心痛，常常把我背在背上，我对亲情的感受从没那时来得深厚。尤其，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弟弟！

父母都走得很安静，很沉默，也很轻松，因为他们真的一点“负担”也没有了。他们似乎连顾忌和害怕也没有了。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事实上，以后许多年，父母都常谈起这次“死后重生”，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海阔天空”的一刹那，对生与死、得与失，都置之脑后了。）

我们就这样又“活”过来了。

第十四章老县长

一家五口，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我喉咙中始终哽着，不敢哭，只怕一哭，父母又会去“死”。

以往，我们的旅程中虽然充满了惊险，也曾在千钧一发的当儿，逃过了劫难。但是，总是全家团圆在一块儿，有那种“生死与共”的心情。现在，失去了弟弟，什么都不一样了。麒麟爱闹，小弟淘气，一旦没有他们两个的声音，我们的旅程，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让人只想哭。

我们忍着泪，缓缓而行，奇怪的是，一路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连那队被王排长所遭遇的日军，也始终没有追来。

东安城外，风景绝美，草木宜人，花香鸟语，竟是一片宁静的乡野气氛。谁能知道这份宁静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腥风血雨！发生过多少的妻离子散！我们走着，在我那强烈的、对弟弟的想念中，更深切地体会到对日军的恐怖和痛恨！

平常我也常和弟弟们吵嘴打架，争取“男女平等”（湖南人是非常重男轻女的）。而现在，我想到的，全是弟弟们好的地方。我暗中发过不止一千一万次誓，如果我今生再能和弟弟们相聚，我将永远让他们，爱他们，宠他们……可是，战乱中兵荒马乱，一经离散，从何再谈团聚？他们早已不知是生是死，流离何处。

那一整天，我们就走着，走着。母亲会突然停下脚步，曝泣着低唤弟弟们的名字。于是，我和父亲也会停下来，一家三口，紧拥着哭在一起。一会儿，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一天是那么荒凉，那么渺无人影的。郊外，连个竹篱茅舍都没有，国军都已撤离，日军一直没有出现……仿佛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

我们似乎走过一座小木桥，似乎翻过了一座小荒山，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了鸡声和犬吠，证明我们已来到了人的世界！加快了脚步，我们发现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庄。

那村庄房屋重叠，像一个小小的市镇（可惜我已忘记那村庄的名字），在村庄唯一人口的道路上，却站着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像站岗般守在那儿。我们跋涉了一天，在剧烈的哀痛中，和长途步行的劳累下，早已筋疲力尽而饥肠雷鸣。再加上一路上没见到一个人，现在，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心里就已热血翻腾，恨不得拥抱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感慨交加地往村庄中走去，谁知道，才举步进去，那站岗的年轻人就忽然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面前一横，大声说：“什么人，站住，检查！”

我们愕然止步，父亲惊异和悲伤之余，忍不住仰天长叹，一迭连声地说：

“好！好！好！我们一路上听日军说这两句话，想不到，现在还要受中国人的检查！只为了不甘心做沦陷区的老百姓，才落到父子分离，孑然一身！检查！我们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被检查！”

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又悲愤，又激动。话才说完，就有一个白发萧萧、面目慈祥的老人从那些年轻人后面走了出来，他对父亲深深一揖，说：

“对不起，我们把村子里的壮丁集合起来，是预备和日军拼命到底的。检査过路人，是预防有汉奸化了装来探听消息。我听您的几句话，知道您一定不是普通难民。我是这儿的县长，如果您不嫌弃，请到寒舍便饭，我们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招待您一家过夜！”

老县长的态度礼貌而诚恳，措辞又文雅，立刻获得父母的信任和好感。于是，那晚，我们就到了老县长家里，老县长杀鸡杀鸭，招待了我们一餐丰盛之至的晚餐。席间，老县长询问我们的来历和逃难经过，父亲把我们一路上的遭遇，含泪尽述。老县长听得十分动容，陪着父亲掉了不少眼泪。最后，老县长忽然正色对父亲说：

“陈先生，您想去后方，固然是很好，可是，您有没有为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想过？”

父亲不解。老县长十分激昂地说：

“您看，陈先生。中日之战已经进行了七年，还要打多久，我们谁都不知道。日军已向东安进逼，打到我们村里来，也是弹指之间的事，早晚，我们这里也要像湖南其他城镇一样沦陷。我已经周密地计划过了……”他完全把父亲引为知己，坦白地说，“我把附近几个村庄联合起来，少壮的组织游击队，发誓和日军打到底。老弱妇孺，必须疏散到深山里去，我们在山里已经布置好了，只要日军一来，就全村退进深山，以免被日军蹂躏。那深山非常隐蔽，又有游击队保护，绝不至于沦入敌手。可是，陈先生，我一直忧虑的，是我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如果这长期抗战再打十年八年，谁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谁来教他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谁来灌输他们的民族意识？陈先生，您是一个教育家，您难道没有想过这问题吗？”

父亲愕然地望着老县长，感动而折服。于是，老县长拍着父亲的肩膀，热烈地说：

“陈先生，留下来，我们需要您！您想想，走到四川是一条漫长的路，您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未来仍然吉凶难卜！与其去冒险，不如留下来，为我们教育下一代，不要让他们做亡国奴！”

老县长的话显然很有道理，因为父亲是越来越动容了。但是，父亲有父亲的固执：

“为了逃出沦陷区，我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在这么高的代价之下，依然半途而废，未免太不值得了！不行！我还是要走！”

“留下来！”老县长激烈地说，“留下来比走更有意义！”

“不行，我觉得走比留下来有意义！”

那晚，我很早就睡了，因为我已经好累好累。可是，迷迷糊糊地，我听到父亲和老县长一直在争执，在辩论，在热烈地谈话，他们似乎辩论了一整夜。可是，早上，当老县长默然地送我们出城，愀然不乐地望着我们的时候，我知道父亲仍然固执着自己的目标。父亲和老县长依依握别，老县长送了我们一些盘缠，他的妻子还送了我一双鞋子，是她小脚穿的鞋子。我只走了几步路，就放弃了那双鞋。我至今记得老县长那飘飘白发，和他那激昂慷慨耿直的个性。长大之后我还常想，一个小农村里能有这样爱国和睿智的老人，这才是中国这民族伟大和不朽的地方！

我记下老县长这一段，只因为他对我们以后的命运又有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怎知道，冥冥中，这老县长也操纵了我们的未来呢？

和老县长分手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那郊外的小路上，行行重行行，翻山涉水，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乡镇。

这个乡镇并不比前一个小，也是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我们才到村庄外面，就看到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男人，正若有所待地站在那儿。看到了我们，他迎上前来，很礼貌地对父亲说：

“请问您是不是陈先生？”

父亲惊奇得跳了起来，在这广西边境的陌生小镇上，怎会有人认得我们而等在这儿？那年轻人愉快地笑了，诚恳地说：

“我的父亲就是您昨夜投宿的那个村庄的老县长，我父亲连夜派人送信给我，要我在村庄外面迎接您。并且，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请您留下来！”

原来那老县长的儿子，在这个镇上开杂货店，老县长虽然放我们离去，却派人送信给儿子，再为挽留我们而努力。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感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去了这年轻人的家里。

在那家庭中，我们像贵宾一样地被款待，那年轻人有个和我年龄相若的女儿，他找出全套的衣服鞋子，给我重新换过。年轻人不住口地对父亲说：

“爸爸说，失去您，是我们全乡镇的不幸！”

父亲望着母亲，好半天，他不说话。然后，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下决心地说：“好了！你们说服了我！我们留下来了！不走了！”于是，我们在那不知名的乡镇里住了下来。

这一住，使我们一家的历史又改写了。假若我们一直住下去，不知会怎样发展。假如我们根本不停留，又不知会怎样发展。而我们住下了，不多不少，我们住了三天！为什么只住了三天？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三天后，父亲忽然心血来潮，强烈地想继续我们的行程，他又不愿留下来了，不愿“半途而废”。虽然，老县长的儿子竭力挽留，我们却在第四天的清晨，又离开了那小镇，再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这三天的逗留，是命运的安排吗？谁知道呢？

第十五章难民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