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想法也在逐渐变得明晰起来：也许我真的应该自己去收集一些证据，去揭发父亲和其他所有这些人的罪恶。

如果我真能做到，一直以来良心上的隐隐不安完全消除的同时，还会获得巨大的惩处奸恶的成就感。它不光关乎世俗道德的水准，按之前提到的王阳明那套所谓“知行合一”讲，这一行为应是我某种智慧的现实体现……

另外这样做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孙阿姨的所谓威胁彻底失去意义了，反而能让她感受一下自己的狭隘。

这些想法的的确确是我当时在认真考虑“大义灭亲”这条路的原因，可一旦进一步思考便会发现，“取证”这一步根本无从下手，除非我主动去找孙阿姨，拿到那“薛定谔的账本”。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她必然不会相信我的说法和动机，以为我是在耍某种花招。

在以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的影响下，我最终选择拖着先不去管这件事好了。

我觉得经过我这样的解释后，你也能够理解一个“无业游民”不去主动执行遗嘱继承的原因了吧。毕竟对于那会儿的我，眼前即将到来的，就是同烟一起，如同诗篇一样美好的旅行。

我们计划自驾游先去内蒙古，从呼和浩特往西，在草原上一路边开边玩，吃住都在当地牧民的帐篷里，尽量去体味一下最真实的牧民生活。等草原上玩够了，胡杨林那些想看看的地方也都去过了。就离开内蒙一路向南，经四川成都短暂停留后去云南丽江和大理。我曾经跟公司的旅游团去过一次云南，对云南菜和那里的风景、气候评价很高，只可惜当时不能做长久停留，计划这一趟在那儿一直待到过年前。就退掉车飞去东北，去漠河或者随便什么冰天雪地的地方，最好是找个清静些的农家乐旅店，一整天窝在屋子里弹琴聊天吃东西，看着窗外的雪彻底放空一切。

整个旅程九月出发一直持续到过年后，至少是四个月时间，要准备的东西不少。

除了随心所欲地玩赏外，随着不断查资料和准备，我对这次旅行的期待和心底里赋予它的意义也在不断地生长。

我想，这与我刚刚获得自由，却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使用它不无关系。

像我自己曾经模仿那些哲学家表达过：“人生是个开放命题。”

可面对这种开放时，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的往往不是不被束缚的舒适而是恐惧。我知道没人能给我建议，告诉我接下来的人生应该往哪走，所以，我指望这次旅行能给予我某种启示，让我突然意识到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我应该做什么。

就像切·格瓦拉的美洲之旅那样。

初回武汉两周里，我和妹妹都处理各种杂事：我先找家政花一下午帮我们把整个房子的清洁做了一遍，又装了新的洗衣机。后几天又买了各种生活用品，以及后面旅游会需要的大背包、旅游鞋等东西，连续一周平均一天要收十几个快递。

培根是我们到武汉第二天走宠物转运到的，到新家它起初很不适应，除了很小的时候我带它去打疫苗出过门外，这只猫几乎从没离开过那间二十几平米的屋子。从航空箱里出来后，它像电影《房间》里那个被拐到地下室里的少女妈妈生的小男孩一样，对新的世界充满了恐惧。它的前爪第一次碰到那块旧世界里从不存在的地毯上时，吓得立马缩了回来。接着再小心谨慎地钻出来在周围逛了一圈，确定没有捕食者以后，它还是决定钻回那个没有自由却更小更安全的笼子里。

考虑到这样的旅程是不方便带它的。我联系了一个高中同学，她按照通常意义来讲，现在是个富婆。那会儿住在东西湖区的一片别墅小区里，经常在朋友圈发家里五六只各种猫的照片。都是布偶、加菲这样的昂贵品种，以至于当我告诉她想让帮忙收养一段时间的，是一只蓝猫时，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说一直想养一只来着，可惜没有找到品相好的……我猜可能蓝猫的价格对于她来说太低了。

两件事情让我们把原本计划九月初就开始的旅程推迟到了九月中。

一件是培根的绝育。也许是武汉房子这边隔壁有母猫，培根来了之后似乎突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开始一直发情乱尿。弄得整个屋子那会常常散发着一股子骚臭味。我寻思当然不能就这样把猫甩给我同学，便带它去切断了尘世的俗念，手术后有一周的恢复期，不能直接换去新环境和其他猫在一起。

第二件事，是妹妹继续休学一年的办理。说来也是可笑，那会我俩似乎都沉浸在对这场旅行的憧憬之中，全身心投入到各种准备工作上去了，等九月过了好几日我才想起，之前反复提醒过的，应该开学前去重新办理休学的事。

等我带着妹妹两个人回她的学校找辅导员问这事，她告诉我们妹妹的母亲已经来帮她重新办理过了。

我在一旁听着妹妹跟眼前这个年轻的女辅导员说话，显然两人以前关系不错。

在七七八八说了些关于那会学院的晚会表演之类的闲话后，辅导员又打听了妹妹最近的状况。隐去那些曲折，妹妹照实答了住在哥哥家，去模特公司上班之类的事情。

话题逐渐深入，在聊到妹妹的所谓“病情”时，辅导员善意提醒妹妹：

“心情不好有各种各样排遣的方式，你不是会弹吉他吗，还可以学他们上上网打打游戏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一定不能乱吃那些药，有些吃了容易上瘾的。”

我猜测辅导员大概是从烟的同学那边听到了些风声。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在于，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孙阿姨如何知晓了相关事情的途径了。

我们从学校回来几天后，一个早晨孙阿姨如那天上午一样突然再次造访。

醒来应门的仍是我。

我自然吓了一跳，我不记得孙阿姨有没有对我打招呼。她从我身边走过，在屋子里闲逛似的走着，不时在我们来之后流下的痕迹，像是堆在墙边没扔的快递纸箱，以及到处放得都是的背包、登山鞋前稍作停留。走到客厅茶几前，她拿起一小瓶我买的口香糖看了看，又放回原处。

“你们回来了得要告诉我一声。”

“我收到这边的水电费单子，还以为进小偷了呢。”

“哦。”我靠过去说：“没想到这一层去。”

我考虑以孙阿姨的收入，应该不会在乎这点水电费，便不知道说什么了。

“屋子里是什么味道？”

“哦哦，我养的猫，刚做了绝育，之前发情到处乱尿来着。”

不知是因为不养猫不理解我的意思，还是别的原因，孙阿姨没回应我。

“你是请长假回来的？”

“不是，我辞职了。”

“想回武汉来发展吗？”

“暂时还没想好，我打算先和……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一阵子。等年后回来再说。”

“哦。”

孙阿姨没再问了。我担心她要继续问我和烟现在的情况，站在那儿感觉很不自在，往下看才发现自己刚才出来得快，竟没穿外面的裤子。

我回房去穿了条裤子，妹妹仍然睡得很沉，又出来后，孙阿姨已经站在大门口了。

“您慢走啊。”

那会儿我没有怀疑孙阿姨造访的理由，在我看也合情合理。

于是，后面两天我们继续准备着出发前最后几件事。我把猫送去了富婆同学家，又去租了一辆适合跑长途的，后备箱能放很多东西的SUV，这样我们甚至能把那把电吉他也带上。我甚至没有告诉妹妹孙阿姨来了一趟的这件事，我觉得没有必要打扰那会儿的心情。

警察是十三号大清早来的。

那天开门第一时间，看衣服我还以为是社区的保安，因为被很重的敲门声吵醒，我语气还有些不耐烦，在见着后面还有两个蓝衣服的，才意识到是警察。

警察先把我跟烟控制在客厅里，检查了厕所后让我们喝水准备做尿检。

我很快做完，烟却说尿不出来，便一直喝水。

半个小时后进去厕所出来还是说尿不出来，如此反复三次后，警察不耐烦了，说没时间在这里干耗着了，再尿不出来就直接带回所里。

后来妹妹告诉我，她想多喝些水多尿几次，稀释体内的毒素成分。为此，她在厕所里用抽纸挡在那里，避免发出渍水的声音……所以最后妹妹拿出来的杯子里，液体几乎是透明的。

“阳。”

听到这个结果，我心里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

至今我都不知道妹妹是在广州期间就在用什么我不知道的法子偷偷用药，还是回武汉后我放松了警惕才又复吸的。

之后仔细搜查了屋子找到药后，警察带着我跟妹妹，上了门口停着的警车。

车上妹妹始终把头埋在胸前，没有看我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也沉默着，听着两个警察聊中午是在食堂吃还是出去吃快餐自助或者新疆手抓饭。

审问是分开进行的，我原本以为带我去只是做问询，后来我知道，其实那会儿我有可能涉嫌一项叫做“容留他人吸毒”的罪名。因此，在派出所的审问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在问清所有情况后才把我放出来。

而妹妹由于此前已有记录在案，走完一系列流程后将被送到戒毒所，进行两年的强制戒毒。

那天从所里回到老房子，我在客厅沙发上坐了很久，累了就躺在那儿。

客厅外阳台的窗户紧闭着，整个客厅，只听得到一点外面汽车偶尔传来的喇叭声。

房间已经在出发前打扫一新，周遭消毒水跟旧书的气味混杂在一起被我吸入肺里，弄得整个喉咙都泛苦味。

我脑子里空荡荡的，眼睛在房间里随意停留，一会看着放在墙根的两个装了一半的旅行包，一会又看着柜子上，给妹妹新买的，准备骑马时穿的棕色小牛皮靴。

视线在密闭的空间里，越来越像一只无所事事的苍蝇，开始停留在书脊上，把几个歪歪扭扭的汉字搅在一起。于是语言文字的意义仿佛也消解了一样，无论之前它们被赋予了多么深刻的内涵，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对于我来说，如同过去无人理睬的漫长岁月里一样，恢复了本来苍白无力的样子。

最后我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开始在屋子里发了疯似地翻找，好像自己也犯了毒瘾似的，把每个房间的每个可能藏东西的地方都反复翻了三四遍，就这么从黄昏一直到天完全黑，我终于累得动弹不得瘫倒在卧室的床上。

窗外不知什么人发出一声长啸，我望着天花板上的，一条长长的裂纹。继而脑海里突然浮现，多年前曾读到过的，加缪的一句话：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要不要Z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