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明西攻郑州，李光弼命郑州守军备战，若不能守住郑州，可徐徐后撤，拖延燕军进攻速度，再与洛阳唐军汇合。
李光弼意识到洛阳无险可守，便找来洛阳留守韦陟，共同商议道：“叛军乘胜而来，兵锋甚锐，我军最好的策略就是按兵不动，不宜速战速决。
洛阳无险可守，不知韦大人有何良策？”
韦陟听出来了，李光弼的意思是想暂时放弃洛阳。不过他身为朔方军主帅，有些事只能做不便说，希望这番动议由他这个洛阳留守来说。
尽管韦陟舍不得洛阳，但他也知道，从战略上讲，李光弼之策是当前最佳的选择。
韦陟随后提议，既然要撤，不如撤的干脆一点。朔方军撤出洛阳后，能否分一部分兵力驻守陕州，唐军主力则退入潼关，据守险要，摧挫燕军锐气。
李光弼淡淡一笑，摆摆手道：“韦大人，暂时撤出洛阳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撤退得太深。
倘若尚未交锋，就无故弃守河南道五百里地土地，叛军气势将更锐不可当。
而今之计，唐军主力不如退守河阳，跟北方的泽潞战区遥相呼应。形势有利则主动进攻，形势不利则依险固守，内外互相呼应，阻止叛军不敢继续西进。如同猿猴的手臂，可伸可缩。”
说到这里，李光弼斟了一盏茶，递到韦陟手上，哈哈一笑，道：“韦公啊，要论朝堂之上的事儿，我不如您；可行军打仗，公不如我啊。”
契丹人李光弼，看似粗犷豪迈，但实际上心细如发。
他这个“撤离洛阳、退守河阳”的战略，恰恰是把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兼顾到了。
安禄山起兵之初，高仙芝和封常清两位名将之所以掉了脑袋，就是因为只单纯考虑军事，丝毫没有意识到撤退之举在政治上造成的恶果。
从洛阳一下子退守到了潼关，凭借潼关天险，将叛军阻挡着关外。这当然是最佳策略。
可是，姑息养奸，一手造成今日局面的祸首玄宗，在安禄山叛乱后，颜面尽失。他绝不能接受，唐军不战而逃，洛阳不战而弃！
他要得是尽快平定叛乱，在天下人面前将安禄山家族一个个凌迟赐死！以证明自己依然是那个天命眷顾，英明神武的千古一帝！
谁敢“无故弃守五百里”，其罪当诛！
无论是皇子还是将帅，杀无赦！
……
前车之鉴，李光弼怎能忘记？倘若依此排兵布阵，肃宗一旦龙颜大怒，势必重蹈高、封二人的覆辙。
李光弼言之戳戳，韦陟无法反驳。
但洛阳兵马判官韦损却提出了质疑：“洛阳是大唐东都，帝王家宅，岂能如此轻易就放弃？”
李光弼余光一扫，徐徐道：“如果守卫洛阳，则汜水（注入黄河）、崿岭（今河南登封南）、龙门（今河南洛阳南）要害之处，都需要驻扎重兵。
韦将军，你身为统兵大将，你倒是说说看，依目前的形势，该怎么守？”
韦损愣在当场，思虑再三，实无更好办法，只能颓然退下，再不言语。
见说服洛阳留守韦陟，李光弼再无顾虑，随即发布军令，命韦陟带着洛阳所有官员及其家眷，即刻西行，避入潼关；
命河南尹李若幽负责疏散百姓，出城避难；命朔方军将士把洛阳城中所有重要物资全部运往河阳。
李光弼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坚壁清野，把洛阳变成一座空城，让史思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