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成佛后依旧不忘人间疾苦、承诺终将人世成为美好的‘兜率净土’。这种普度众生的情怀，使弥勒信仰于魏晋时代由安世高、竺法护、鸠摩罗什、沮渠京声、释道安等高僧大德传入中土之后，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信仰弥勒的高潮。
隋朝那连提黎耶舍译《佛说德护长者经》，云：‘（佛说）此童子（月光），我涅槃后，于未来世，护持我法，供养如来，受持佛法，安置佛法，赞叹佛法；于当来世，佛法末时，于阎浮提大隋国内，作大国王，名曰大行；能令大隋国内一切众生信于佛法，种诸善根。’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以供养佛像、抄写佛经、忏悔礼拜乃至舍身入寺的方式表达对弥勒的崇敬、对兜率净土和龙华三会的向往。佛教中的多位大师级人物，如玄奘、释道安、昙戒、法显都有着对弥勒痴迷般的崇信。
然而，伴随着弥勒信仰的广泛传播，大量关于弥勒的伪造佛经也不断出现。
这些伪经大多数是对弥勒教义的阐发，但也有几本经书表现出了另类的诠释。比如《弥勒成佛伏魔经》，将弥勒成佛与伏魔联系在一起，为某种破坏性的教义提供了道法依据。由此，一个佛教内部的异端教派——弥勒教开始悄然诞生。
传说，弥勒教由东阳郡傅大士于梁武帝时期创立。相传傅大士二十四岁时得到达摩祖师的点化，建立双林寺，创立转轮藏法门，弘法救民，扶危济困，对后世的禅宗和天台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佛教史上被尊奉为西天东土应化圣贤，与文殊、天亲、维摩等二十三人同为菩萨。生前身后，可谓备极尊崇。
然而傅大士的道法与后世的弥勒教格格不入。
根据我们六扇门历年来对弥勒教的卷宗显示，弥勒教真正的创始者应该是佛教僧侣中的异端分子。
因为声名不彰、号召力不足，又需要刻意隐藏行迹，所以才用移花接木之计，伪托傅大士之名。
只是由于资料匮乏，我们至今无法得知弥勒教真正的创立者是何许人也。”
方曙流的这番话，激发了白复和唐夔的更大兴趣。
白复道：“我们巴蜀嘉州凌云寺也有座巨大的大弥勒石像，雕刻在悬崖峭壁上，跟凌云山一样高耸入云，法相庄严、气魄雄伟。
我离开巴蜀的时候，大佛已经修到膝盖了。只是很可惜，由于工程太过浩大，耗资甚巨，这个工程现在已经停工了。
我每次乘船从这里经过，仰望大佛，心生宁静，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哪里会想到竟然有人利用弥勒教作乱。”
唐夔道：“是啊，为何我唐门的卷宗中也鲜有关于弥勒教作乱的记载啊？”
方曙流道：“那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意掩盖真相。
农民起义并不可怕，但农民起义一旦和宗教混在一起，就极其可怕。东汉末年张角的‘黄巾起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魏晋之后，发生过数次僧侣们直接参与的叛乱，其中有两次特别引人瞩目。
第一次是在北魏正光五年，河东道五城郡山胡冯宜都和贺悦回成等人叛乱，他们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身着白素衣，持白伞白蟠，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后来被裴良率军镇压下去。
另一次叛乱影响更大。发生于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的冀州，叛军的首领是一位名叫‘法庆’的僧侣。
从六扇门的密卷来看，沙门法庆擅长妖术，渤海人李归伯对其极其膜拜，率领宗族和私人部曲相随。李归伯的堂兄李叔宝时任太常丞，堂弟李叔虎时任行华州事，乃是当地望族。
法庆不仅善于蛊惑人心，而且善用迷魂妄药。人服之后，父子兄弟互不认识，残忍好杀，甚至自相残杀。
在李归伯的辅佐下，法庆聚众起事，杀害阜城令，攻破渤海郡，屠杀官吏百姓。
叛军力量迅速壮大，兵力很快发展到五万余人，所过之处屠灭寺舍、杀害僧尼、焚烧经像，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引起了朝廷的震动。
宣武帝委任北魏皇族元遥为使持节，率步骑十万以讨之。终于将叛乱平定，将法庆与其妻子比丘尼惠晖、李归伯等百名首领斩首示众。”
说到这里，方曙流露出深思神情，道：“这两次声势浩大的叛乱，显示出北魏一朝，民间有一股强大的地下力量暗中存在。
猝然发难，短短时间便能聚集数万兵马，攻城略地，甚至迫使朝廷出动十万大军加以镇压，定非法庆一人之力所能完成。
纵然法庆有惊人的妖幻法术，亦能配制令人心智失常的迷魂药物，但联络地方豪强，聚集数万人马，没有严密的组织和联络呼应的统一讯号，短期内万难成事。
这两件事的幕后策划者因为躲在黑暗隐秘的角落暗中操纵，所以没有在史书上留下记载。我们也仅是凭借六扇门残存的卷宗印证了这个地下黑暗组织体系的存在。
我的恩师狄仁杰狄大人根据卷宗中的蛛丝马迹推断，这两次叛乱背后，隐藏在暗影中的力量，都跟一个关键性的词汇有关——那就是‘弥勒’！
只可惜，我恩师终其一生，也没有最终破获这个地下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