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团长的手下都烂到了极点，而且战斗力奇差，至于死上几个这位保安团长还会窃喜可以少发点烟土钱。
当然，总死人却打不下葛家村也不是办法，于是这位起初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吴团长渐渐地也着急了起来，到最后甚至感觉这村子成了一块难以啃下的骨头，憋的他胸闷气短。
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吴团长身边的一个师爷突然站了出来，拉了拉他上司的衣角。
那个师爷姓汪，是江浙绍兴人，大约四十岁上下，长着一张猥琐的脸，嘴下留着一捻胡子。
别看这老师爷长的又奸又滑，可却是名门出身，据他自己说，其祖宗是钱塘的汪景祺，给清朝的大将军年羹尧做过师爷，一时风光无限，后来全家受雍正“朝乾夕惕”案牵连，汪景祺给年羹尧陪了葬，还连累的汪家人永辈都不得入仕。
于是乎，这空有才学的汪姓一支便祖祖辈辈都做起了师爷的买卖，传到汪师爷这里，可谓对这些出坏主意吐黑水的事情轻车熟路，靠着一张嘴和一支笔的本事，竟也颇得吴团长赏识，挂了个排长的头衔，还被吴团长尊称为“老师爷”。
这位末路师爷在看清楚自己团长的窘境之后，两只眼睛那么滴溜溜的一转，随后探出头，爬在主子的耳朵边上，便嘀咕了一些东西。
随着汪师爷的娓娓道来，这位吴团长紧缩的眉头渐渐的舒展开了，到最后他更是扬起眉毛，哈哈大笑着冲那汪师爷伸出大拇指道:“师爷高明！我这就去办。”
按着师爷的指示，在当天晚上，吴团长命令手下停止了进攻，一面架起火把安营扎寨，另一面则派人到葛家村的寨门下喊话。
喊话的人告诉葛家村民，说老总们不想和村子里的人扩大误会，如果村子里实在没有流寇，那么保安团也就不进去了。
不过报话人话锋一转，又说刚才的一场冲突，让老总们浪费了不少子弹和体力，葛家村如果想保太平，就得送一百斤粮食，二百斤黑豆和一百块银元出来慰劳，还得让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出面做保不告状才成。
否则，他保安团决不罢休，不但要长期围困葛家村，还要上书请援，让大帅派开封城里的洋炮队来“平叛”。
这个谈判要求自然是汪师爷一手策划的，而且他提的很巧，既保存了吴团长的颜面，又很好的揣摩了旧社会农民的那种息事宁人的小农思想。
而且他汪师爷要的东西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这五百多号人的葛家村还是勉强能够拼凑出来的。胡萝卜加大棒之下，也真可谓是打在了村民的七寸上。
面对这样的要求，村民们连夜合计了一下，一致认为，虽然说村子里打退了几次保安团的进攻，但自己也有伤亡，而且人家毕竟是有军阀撑腰的地方武装，把关系搞的太僵也并不合适。
既然有台阶下，葛家村的那些安分农民也并不想死磕到底。
于是乎，这些农民便和保安团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商定以一百斤粮食，一百斤黑豆和八十块银元的价格，买老村长的安全和保安团的撤退。
说定之后，保安团便暂时撤了围，葛家村则派出了五个年轻人和三个半大小子运送那些吃的，给老总们“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