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诩自龟灵圣母离开之后，便于阳城百里之外的鬼谷住下，自命鬼谷先生。而且还不断开讲收徒，其门下众徒如孙膑、庞涓、尉缭子、苏秦、张仪、毛遂等皆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惜王诩所学过于博杂，未能形成一门学派，鬼谷先生之名虽传于世间，可却未能成为人间主流。
而截教另一弟子无当圣母在得知龟灵圣母下界之后，也趁着看其弟子玄素（妲己）邓禅玉之机，下到凡间。在骊山见过二位弟子之后，无当圣母便开始游历人间。行至陬邑之时，闻得此地有一人甚是好学，常言：“三人行必有我师。”
无当圣母大哑，未曾想凡间尽有人说出此等话语，实在出乎意料。当下，无当圣母便寻到说此言之人，此人名为孔丘。无当圣母考教了一番孔丘的学问，顿时大喜，这孔丘不仅学识过人，主张更是与截教教义不谋而合，无当圣母当即便收孔丘为弟子，将一身学术尽皆传授。
孔丘得无当圣母传授，自创儒家，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地“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
儒家强调教育地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则是主张以礼治国，只有人人善礼，才能一统天下，安邦定国。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分，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儒家崇尚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便是儒家的核心内容，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地本分；“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此世通天虽未收下万仙为其弟子，可其主张还是有教无类，截教众徒也多是妖类，而孔丘很好的将这“有教无类”的主张继承了下来，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对鬼神之说，则是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而创立法家与名家的韩非与公孙龙则属阐教，韩非子乃是广成子之记名弟子，公孙龙乃是太乙真人之记名弟子。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截教的一切统统反对），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韩非自广成子处得知阐教所处的尴尬地位，又总结阐教几次失败的原因，认为先辈之所以失败，乃是因可固守旧的原因。因此，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韩非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其实，韩非此主张，在反对截教的同时，也暗中显示出自己对师门守旧行事的不满。
而份属阐教的名家则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大乱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被其他各家一致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而墨家的墨翟则属西方佛门，这墨翟乃是释迦摩尼记名弟子。
墨家的主张却是尚贤尚同，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这倒也符合西方的一贯传统，不论是人是妖，皆可入西方之门，虽说与西方之地贫瘠有关，可也算与通天的“有教无类”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吸引了不少人加入。
在治国方面，墨翟主张“尚贤”、阶级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而为了求福避祸，墨家又主张“尊天”、“事鬼”。
除此之外，四教弟子还演化出诸多教派，如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医家等等不一而论。
一时间，人间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