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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
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
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
他心里一直较着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
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
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
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
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
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
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