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年)，罢传记博士，又为《易》、《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宣帝时增置博士为十二类：《易》为施、孟、梁丘；《书》为欧阳，大、小夏侯；《诗》为齐、鲁、韩；《礼》为后氏；《春秋》为公羊、谷梁。
今汉初，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
由此至汉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博士弟子，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蓟国太学博士，虽沿用五经博士之旧称。然诸子百家，皆有涉猎。经儒宗等国中大儒，兼容并蓄，去伪存精。集各家之所长，号百家学坛。实乃将尚未编纂完毕之国典《蓟国大百科全书》，先行传授太学诸生。
俗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家之言，总有缺陷。能将百家之长，融合贯通，学以致用者。号通儒。足见，汉时百家，尚未绝迹。
凡国策，必因时化育，因地制宜。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为何来？若所思所想，脱离大汉国策民情，必有偏差。和合之风，遍吹中夏。羁縻和亲，向化四夷。与之相匹配，国力强横，鼎盛文明。故引百蛮来朝，莫不以汉化为荣。前后两汉，开明国风。朝野上下，开放包容。
和合之风，开明包容。在此等历史背景下，武帝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何解？
窃以为。必是借儒家“中正平和，兼济天下”之风，兼容并蓄，一统百家。武帝一代雄主，非但要一统九州，还欲一统学术。无论疆域还是思域。武帝皆要做“千古一帝”。
若行焚书坑儒，既不符时代风气，亦不符后世史实。
所以，品人论事，绝不可脱离时代。更不可代入后时代。否则，必然得出“五胡入华”之谬论。
于是乎，研究历史，首当其冲，需还原时代的风貌。否则，闭门造车，道听途说。
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太学后院，高成馆。
庞德公与儒宗，正阁中对弈。
“王允令王上兼督四州，未尝不是缓兵之计。”庞德公言道。
儒宗亦知：“时董卓乱政，妄自废立。王允欲行拨乱反正，借遣使抚慰山东，而问计主公。主公为全大局，不欲再起纷争。稍后又为麟子阿斗，筑甘泉宫。时‘易县为京’之说，遍传大河上下。众皆以为，主公欲立麟子，裹入叔侄之争。趁机割据河北。故，王允先予之，以安主公割据之心。”
“今叔侄三人，各自称帝。九州决裂，天下三分。窃以为，关东当为曹孟德所据。二袁或顺下江左，挟合肥侯割据江东。”庞德公，早有预见：“刘景升，自险胜孙坚，稳坐荆州七郡。渐为荆州名门所裹挟，久必生据土之心。益州刘焉，亦难久居人下。群雄并起之势，成矣。合肥侯、史侯、董侯，皆为人质也。恐难善终。”
“于我主，是利是弊。”儒宗求问。
“利弊各半。”庞德公答曰：“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合纵连横，同仇敌忾。蓟王纵披甲者百万，然绝非一日之功。尤其关东豪强，江东宗贼。断难俯首。”
“诛人易，诛心难。”儒宗一语中的。
“少时，王上，一金已知人心也。”庞德公语透深意：“天下大势，不可逆也。”
“三兴汉室，必为我主。”儒宗深以为然。
自鸣钟响。
“起——”诸生起身下拜，恭送五经博士离堂。
不出意外。落座后，孙策继续奋笔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