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民间绘画，尤其是版画，至明末呈现繁盛局面。
发展时期
明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
戴进《仿燕文贵山水图》山石皴染兼施，淡墨烘晕，边皴边染的艺术表现手法，使画面呈现出一派烟霓弥漫之态，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江南润泽清幽的自然风光。此图布局平稳，用笔圆浑，淡墨的巧妙运用，使图中韵致舒雅。前景用浓墨圆点点画树丛，并以此衬出茅屋数椽，与右侧溪水小桥、点缀人物相互照应，形成画面的视觉中心。房舍里有高士远眺，小桥上有士人觅句，书童侍后，一派悠然闲适的士大夫生活情趣。图中峰峦，近坡皆用没骨法，而视觉中心部分的房舍、树木则以中锋线条画成，从而形成强烈的艺术对比。画面由近而远，层次分明，极富空间感，给读者展现出一种空旷高远的境界。图中自款“钱塘戴进写奉用言老师清供”，钤两印。右上角有董其昌款识：“国朝画史以戴进为大家，此学燕文贵，淡荡清空不作平日本色，更为奇绝”。故以《仿燕文贵山水》名之。讲仿燕氏，其实亦不尽然，但题画中点出此图“不作平日本色”和意境缔造的特点，倒是恰到好处。戴进山水，主要师承南宋。明王世贞讲他“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圭，而妙处多自发之”。实际上，戴进除师法南宋四家外，还涉猎关仝、董源、范宽、米芾等诸家，使他的山水画在水墨苍劲的同时又浑厚沉郁，从而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仿燕文贵山水图》就是这样一幅别出心裁，使人清新淡爽、耳目一新的佳作。
早期绘画
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盛行于画坛，形成了以继承和发扬南宋院体画风为主的时代风尚。
明代宫廷绘画承袭宋制，但未设专门的画院机构。朝廷征召的许多画家,皆隶属于内府管理,多授以锦衣卫武职。画史称他们为画院画家，实际上是宫廷画家。洪武和永乐两朝属初创时期，机构未臻完备，风格也多沿续元代旧貌。至宣德（1426～1435）、成化、弘治年间浙江与福建两地继承南宋院体画风的画家，陆续入宫，遂使明代院画一时呈现出取法南宋院体画的面貌，宫廷绘画创作达到鼎盛时期。正德以后，吴门派崛起，逐渐取而代之。明代宫廷绘画以山水、花鸟画为盛，人物画取材比较狭窄，以描绘帝后的肖像和行乐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礼贤下士为主。如商喜《明宣宗行乐图》、谢环《杏园雅集图》、倪端《聘庞图》、刘俊《雪夜访普图》等都是其例。山水画主要宗法南宋马远、夏圭，也兼学郭熙，著名画家有李在、王谔、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几乎可以乱真，王谔被称为“明代马远”。花鸟画呈现多种面貌，代表画家有擅长工笔重彩的边景昭，承袭南宋院体传统，妍丽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孙隆从北宋徐崇嗣脱胎而出，专攻没骨法。林良以水墨写意花鸟著称，笔墨洗练奔放，造型准确生动。吕纪工写结合，花鸟精丽，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宫廷绘画虽未取得像宋代院画那样划时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开拓。
沈周《卧游图》册页共十七开。画册开首作者自书“卧游”两字，楷法劲健。以后各开依次画：仿云林山水，杏花，蜀葵，秋柳鸣蝉，平波散牧，栀子花，秋景山水，芙蓉，批杷，秋山读书，石榴，雏鸡，秋江钓艇，菜花，江山坐话，仿米山水，雪江渔父。每幅均有作者题诗或词。
末开跋云：“宗少文四壁揭山水图，自谓卧游其间。此册方或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乎，手揭亦为劳矣!真愚闻其言，大发笑。”全册引首、画、题诗、跋尾，成为统一的整体，表现着共同的意趣，陶醉在纯朴的自然美景和美好的事物中，恬然自适，怡然自乐。
图系《卧游图》之《江山坐话》。是此册页七幅山水小景中的一幅。图中近景集中于画面右下角，溪边浓荫下两高士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三株不同点法的树木交融错落，与左边山坡遥相呼应；远处屋宇若隐若现，藏露有致；远山含烟，结构雅驯。款题：“江山作话柄，相对坐清秋；如此澄怀地，西湖忆旧游。”沈周钤朱文印一方，上刻“启南”二字。为沈周晚年炉火纯青之作。沈周此册页除七幅山水小景外，还有花卉十幅。其中《秋柳鸣蝉》以淡墨画柳枝，浓墨画蝉身及足，极淡墨画蝉翼，薄而透明；《枇杷》剪裁得体，运笔酣畅，结构严谨，设色淡雅，均系沈周神来之笔。
浙派以戴进和吴伟为代表，活动于宣德至正德年间。因创始人戴进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称。继起者吴伟为湖北江夏（今武汉）人，画史亦称他为江夏派，实属浙派支流。戴、吴二人都曾进过宫廷，画风亦源自南宋院体，故浙派与宫廷院画有密切的关系。戴进、吴伟作为职业画家，画艺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长，山水画成就尤为突出。但二人风格又有所区别，戴进变南宋的浑厚沉郁，而为健拔劲锐之体，但仍不失谨严精微；吴伟以简括奔放、气势磅礴见胜。论者谓他“源出于文进（戴进），笔法更逸，重峦叠嶂，非其所长，片石一树，粗简者，在文进之上。”戴进、吴伟前后踵接，影响了一大批院内外画家。追随者有张路、蒋嵩、汪肇、李著、张乾等人。张路的山水画水墨淋漓，人物画则以挺秀、洒脱见长。蒋嵩善用焦墨，笔法简率。汪肇作品多动荡之势。李著学吴伟笔法，遂成江夏一派。浙派至后期，一味追求粗简草率，积习成弊，正德后遂见衰微。明代后期蓝瑛，有人称之为“浙派殿军”，从师承、画风看，实与浙派无涉。
明代早期，江南地区还有一批继承元代水墨画传统的文人画家，如徐贲、王绂、刘珏、杜琼、姚绶等人。徐贲山水承董源、巨然，笔法苍劲秀润。王绂喜用披麻兼折带皴作山水，繁复似王蒙，墨竹挺秀潇洒，被称为明代“开山手”。刘珏山水取景幽深，笔墨浓郁，近王蒙、吴镇。杜琼善水墨浅绛山水，多用干笔皴染。姚绶主要师法吴镇、王蒙，风格苍厚。他们的画风堪称吴门派先驱。
唐寅《王蜀官妓图》
还有一些画家，虽未归宗立派，亦各有建树。如初宗马远、夏圭，后师法自然，以画《华山图》著名的王履；被称为院派，给唐寅、仇英以较大影响的周臣；擅长水墨写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诩、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称的杜堇等人。
中期绘画
董其昌《高逸图》以平远两段式章法处理画面，近画坡石松杉，中间溪水宽阔，对岸平滩浅渚，山丘数层，小溪从山丘两边延伸至远方，溪山林木处茅舍数间。全幅枯笔墨画、折带皴法，得自倪瓒遗意，显然是仿古之作。“仿”画之风，因董氏对笔墨“文气”的倡导而盛行，其功过是非难以定言。论功，则由此对元代四家的笔墨进行系统地研究，使之成为一套规范化的语言；论过，则削弱甚而取消了画家对描绘对象的观察与体验，失去语言的鲜活性。董氏的画在语言上还是有推陈出新的一面，即追求“生”、“拙”之味，但不是这一类作品。本幅上方自题诗一首：“烟岚屈曲槛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门街。高逸图赠蒋道枢丈，丁巳三月，董其昌”。又题云：“道枢载松醪一斛与余同泛荆溪，舟中写此纪兴，玄宰又题”。
约自正德前后至万历年间苏州地区崛起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的传统，波澜日壮，成为画坛主流。
明代中期，作为纺织业中心的苏州，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时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人名士经常雅集宴饮，诗文唱和，很多优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画自娱，相互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