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指着远处天空问道：“那些是什么？”
李谕极目远眺，然后说：“应该是侦查气球，但分辨不出是俄军还是日军释放。”
有点类似于飞艇，不过技术上当然比不过德国人的齐柏林飞艇。
孙文叹道：“现在的战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恐怕还会继续演进，不论何地，战争的阴影从未消散，”李谕说，“自古以来战争都讲究能够占领制高点获得视野，也就获得了敌军动向。而如果能飞到空中观察，视野肯定更好。”
孙文说：“难怪我们打不赢战争，落后竟如此大。”
李谕脑袋突然灵光一闪，他差点忘了这件事。
实际上，飞艇或者说观察气球早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就被用于侦查，法国和普鲁士双方都有使用。
后来的齐柏林飞艇正是受到其影响。
日本十年前花巨资从法国进口过观察气球，但是运输途中损坏了，于是自己进行研发，去年刚刚成功。
现在不管是清廷袁世凯的新军，还是日军，都请过不少德国教官，所以日本人当然知道这项技术，于是马上在日俄战争中投入使用。
日俄战争后，袁世凯也买了两个，还请了日本教官训练如何使用，但一直没有真正派上过实战。
对面的俄军自然也有这种观察气球。
观察气球对于侦查而言，的确很有用，一般是挂着一个篮子，带上天一两个人，然后可以远距离看清对方部署，尤其是火力点部署，对于修正己方炮火弹着点非常有帮助。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这是一项非常老旧的军事技术，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初期却依然用得顺风顺水。
如果放在同时期二战的欧洲战场，这种空中系留气球完全是活靶子，升空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下来。
但国内没什么空中力量，少量的飞机不可能为了几个气球就出动；再加上气球往往距离较远，超出了高射炮的射程，所以日军可以大摇大摆使用此项技术。
系留气球虽落后，但相比二战时期的飞机侦查却有不少优点。
因为系留气球可以长期悬停空中，360度观察目标，能够发现大量细节。而一掠而过的飞机往往只能看个大概。
系留气球一般还会直接连上电话线，随时传递情报，而二战时期的飞机却还需要先敲出无线电代码后才能传递。
此外系留气球可以在夜间升空、升空过程没有声音等等。
一般炮兵发射步骤是先试射，再通过观测炮弹落点来对发射角度进行调整。所以观测数据是炮兵能否精准命中的关键。日军有了气球这个绝好的观测点，其炮兵部队命中率非常高。
日军侵华战争一开始，在华北战场和淞沪会战中都使用了系留气球，给我军带来了极大威胁。
有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老兵回忆说：“他们在气球瞭望员的指挥下，用飞机、大炮猛烈轰击城门一带，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射向我们的阵地。”
直到后来，发现系留气球部队的载重车极重，往往超过五吨，才通过提前破坏道路的方式阻止了日军继续使用系留气球。
基本上在长沙会战后，就再也见不到系留气球。
李谕想起此前近卫昭雪问过飞艇能不能用于军事，按照他的理解，起码十年内都很难。但当时自己考虑的是轰炸，怎么忘了还有非常关键的侦查。
没来得及细想，孙文又慨叹说：“两只饿狼相争，而我们却只能静观其变。如果腐朽清廷再与他们开战，更无胜算。可惜清廷首先考虑自己的统治地位，根本未曾细思如何国富民强。真的到了来一场大改变的时候。”
如果他能近距离看到日俄战争中最激烈的旅顺争夺战和对马海战，恐怕感慨会更深。
李谕说：“我们需要做的的确有很多。”
他不会干涉保皇派、立宪派、革命派、改良派等等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因为本身对于几千年封建专制下的中国，多来点试错是必经之路，谈不上弯路。
就和做实验似的，哪有只做一次就成功的。
就算李谕知晓上百年的科技知识，许多高难度试验也做不到一次成功。
孙文最后说：“应当说我们欠缺的太多，就算如今朝廷开始兴办新学，但与日本国此前倾国之力投入教育相比，仍旧相去甚远。”
客轮抵达塘沽港后，李谕一众人需要下船，李谕与孙文告辞：“先生，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孙文在船上与他挥手致意：“后会有期。”
——
李谕让学生们先回京城，自己则要去看看天津的学校建设情况。
天津这块地皮买得比较早，进度也是最快的，关键有严范孙和张伯苓两位教育界大牛的帮助。
天津绝对是此时北方最重要的办学重镇。
严范孙已经办了16所小学，还有11所女子小学，同时还设立了工艺学堂补习所及研习所。
严范孙对天津的教育事业贡献非常大，基本上成体系开创了天津的近代化教育。
另外，天津的教育能做到这一点，也多亏了盐商。
盐是津沽文明的催化剂，天津城里光盐商就有上百家。盐商本来就有捐资兴学的传统，严范孙试办新学，他的亲家华氏便捐了1000两银子相助。
李谕见到严范孙时，他正在与张伯苓、金邦平等人一起研究李谕的各科入门讲义。
“疏才兄弟！”严范孙和张伯苓见到李谕突然到访非常高兴，“没想到你能回来，现在海上据说打着仗哪。”
李谕说：“俄国和日本此时正在积蓄力量，他们马上就要在陆地上开战，所以海上反倒风平浪静。”
严范孙两年前去过日本考察教育，但并没有去过俄国，只是知道俄国很强很可怕，他说道：“我们听闻此事时都极为震动，当年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国终究还是念念不忘。”
严范孙心中也明白日本的企图。
张伯苓接着说：“很难想象，一个二等公使国，敢于挑战一等大使国。”
目前，日本各种驻外使馆用的是对应“二等国”的“公使馆”名称；而俄国作为“一等国”，则是“大使馆”。
这种分类显然歧视性很大，后来的正式外交场上全都弃用。
李谕苦笑：“如果日本赢了，他们就会成为大使国。”
严范孙叹道：“日本国多年重视教育，功不可没。”
严范孙他们都是办实事的人，不会只慨叹日本国或者俄国强大，或者当个喷子，而是在脚踏实地做事。
这种人历来都是中华脊梁级别。
严范孙给李谕介绍了金邦平，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在北洋政府里当过高官。
然后严范孙拿出几本讲义：“我们经过仔细研究，想要对你的各科讲义进行一下更加细致的汇编，正愁找不到你探讨此事。”
李谕当然同意：“我在难度梯次上的确分得还不够细致，你们能帮忙再好不过。”
张伯苓说：“实话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全面的教材，大家非常珍惜，已经根据你的教材做了不少上课用的讲义。”
“有用最好！”李谕又问起自己那块地皮，“现在新学校的建设进展如何？”
严范孙说：“基本的校舍已经办妥，其实不用等一切就绪，我想几个月后应当就可以招生。”
这些事情上李谕听从严范孙的建议：“过完年我就登报宣传。”
张伯苓笑道：“以你的名头，真怕学校会被挤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