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回广州到家后，我和烟大吵了一架，当晚她便搬了出去。

之后接连几个晚上，我总是做梦，梦是最难回忆的。我只记得那里有长长的走廊，看不清面孔的男人，以及烟。我好像总在跑，总在找她，有时听到她的消息，有时听到她的声音，有时也能见到她的面孔，但就是抓不住她。

起初我设想过她会主动联系我，给我某种解释甚至道歉。

当然，结果什么也没有。

于是2013年的除夕夜，我还是一个人过的。

我记得自从爷爷去世后，家里就再没有过年全聚在一起过除夕的习惯了。到我上了大学父母分开，只有第一二年我去母亲那边家中过了年，后来便更愿意过年待在宿舍里打游戏，现在则是在自己租的地方，总之都是一个人过的年。

好在我算是一个比较孤僻，喜欢独处的人，独自过年倒也无碍，有得有失罢了。

但到今年除夕，尽管我反复做了些心理建设，却总还觉得有些难过。吃完点得相当丰盛的外卖，坐回电脑前，无论是打游戏看电影还是做什么，总也专注不了。

最后，我干脆从七点开始一整个夜晚躺在床上，与其说是在思考，不如说是带着情绪胡思乱想。

我一会盯着天花板上贴的世界地图，在上面找各个小国的首都，一会又看旁边《滕王阁序》的海报，默念几句，试图舒缓自己的神经。

可无论我如何努力吹动思绪向外飘散，最后它总还是落回那晚发生的争吵上。

令我矛盾的是，这件事在我自己的视角里，似乎是某种“报应”。如果妹妹这是“出轨”，那前一晚的五星酒店之夜我也已出轨在先，而且是两次。

但站在妹妹的视角，我又为她的行为感到愤怒，即使在武汉那会儿出现了些不愉快，但我们毕竟还在一起……

我们算是在一起吗？

前几年在我读到萨特和波伏娃的生平时，曾觉得这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面向未来的男女关系。我想，对这种开放式恋爱关系的认可，也是那晚我向龙哥抛出的诱惑妥协后，起初并未怎么感到有负罪感的原因之一。

那么，有这种观念的我似乎不应该感到愤怒才对。

可我终究是愤怒了，那晚愤怒了，尔后还一直愤愤不平到除夕夜现在，这是事实。

我一度闭上眼试图睡去，却仍被这种矛盾所困扰，最后只能寻找我愤怒的原因，或者说为自己找个理由。

我想到的理由是，妹妹思想上并不前卫，和大部分女孩子没什么区别。所以，她的出轨在我这似乎只能解释为对我俩之间这段感情的轻视，这让我甚至怀疑妹妹对我的种种表现是否只是某种逢场作戏，又或者她真是一个在传统价值观体系下，所谓“水性杨花”的女孩。

另外，在不断回忆那段争吵时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和妹妹，我俩之间从未真的谈论过要在一起，要做情侣，要将兄妹关系改变。在我们亲昵时这件事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而一旦遇到令我们疏远的事情，本来似乎已经确定的“关系”，立刻又含混不清起来。

尽管妹妹把我错当成走廊上那男人回来时，称呼本应不在场的“我

为“男朋友”，在我们争吵时，她却不再承认这点。

当手机的时间显示已经过了十二点，我仍毫无睡意，心里想着妹妹，不再有愤怒，而更多的是欲望和思念，衬托着它们的是孤独，比这些天的任何时刻都要强烈。

培根已经在我枕边睡醒，起床开始舔自己。

当妹妹离开我以后，至少培根回到了我的枕边。

我这样想着并看着它，它也停下动作看着我，谁也不说话。

手机不久后响了。如我预料的，的确又是一条拜年消息。

只不过和其他拜年消息不同，这条一看就不是群发的。

在武汉见过的那个，向我父亲讨债的胡叔发过来的是一段三十几秒的视频：

背景是一个几乎被各种生活杂物堆得满满当当的客厅。离镜头较近的茶几上有两个零食盒子，分别装着花生和五颜六色的散称零食。胡叔站在镜头中间，还是上次那件皮外套和牛仔裤，左边站着的是一个大概四五岁的男孩，穿着一件印着蓝色斑点和卡通图案的黄色小棉袄，剪着一个莲蓬头，模样难言可爱，右边是一个也许十岁出头的女孩，穿着一件似乎是手打的绿色毛线衣。

我点了一下播放。

“……始了啊。”一个画外音女声立刻说。

“祝延言大哥哥，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事业有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两个孩子说完，一同朝镜头九十度深深鞠了一躬。